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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哥的人 – 巴金

2018年5月28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

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这承提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跟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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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 – 毛尖

2018年5月27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十五岁,表弟十四岁,一人抱两本新买的《笑傲江湖》,天兵天将似的,飞驰回家。在弄堂口,表弟大着胆子,向美丽的邻家大姐姐吹声口哨,于是被开心地骂一声小阿飞。

那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和表弟轮番地跟家里申请巧立名目的各种经费,今天支援西部灾区,明天帮助白血病同学,然后偷偷买来《射雕英雄传》买来《鹿鼎记》,包上封皮,题上《初中语文辅导丛书》。那个年代,父母刚刚被改革开放弄得心神不宁,一直没发现我们的视力已经直线下降,还有我们的成绩。

等到老师终于找上门了,父母才惊觉我们平时记诵的不是《岳阳楼记》,而是《九阴真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于是,王熙凤搜大观园似的,“辅导丛书”都被充了公。

不过,事态的发展是那么令人惊喜,父母们很快也堕落为武侠迷,他们更勤奋地来检阅我们的书包,寻找第三第四集辅导材料,有时,为了折磨他们,我们故意把悬念在饭桌上透露出来。这样,大人最终妥协了,他们自暴自弃地向我们低头,要求看第四本《天龙八部》。

同时,表弟日复一日地醉心于武侠,他化了很多力气,得到一件府绸白色灯笼裤,他穿着这条灯笼裤上学,睡觉,起早贪黑地在院子里摆马步、蹬腿,并且跟电视剧里的霍元甲、陈真一样,一边发出嗨哈嗨哈的声音,天天把外婆从睡梦中吓醒。那阵子,在他的班级里,他暗暗地倾心了一个女同学,拐弯抹角地托人送了套《神雕侠侣》给她,只是那个扎着马尾的小姑娘看完书后又请人还给了他,表弟心灰意冷下来,从此更全心全意地投入武术。

他先是想练成一门轻功。缝了两个米袋,成天绑在小腿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解下来。这样过了一星期,他不无得意地跑来,轻轻一跃,坐在我的窗口,说用不了多久,他就不必从正门出入学校,他就要飞起来了。可如此一个月,他还是飞不过学校围墙。后来,经人介绍,他去拜了一个“武林高手”为师,拿了家里一个月的粮票去孝敬师傅,却沮丧地得知,十四岁,对于练武功,太迟了。

不过表弟没气馁,他开始研究黄药师的桃花岛,研究《易》经和奇门遁甲术,但那显然太难了。第二天,他宣布他开始写长篇小说了,主人公叫缪展鹏,缪是他自己的姓。最讨厌写作文的他居然在两个星期里完成了他的长篇处女作,他用空心字题写了书名,《萧萧白马行》,小说结尾,他的英雄死了,一起死的,还有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

平时,他喜欢说英雄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死去,乔峰那样,“视死如归地勇敢”。而就在那年夏天,他自己也勇敢了一回,不会游泳的他,被人激将着下了江,从此没有回来过。

第二天,水上搜救队才找到他,白色的布覆盖着他,他的脚趾头露在外面,显得特别稚嫩,我走过去,跟从前那样,挠了挠他的脚心,这回,他没躲开。我的眼泪决堤而出,弟弟啊,不许走!没有一个大侠是这么年轻就走的!

到现在,漫漫长夜里,我还是经常会去取一本金庸看,都是他从前读过几遍的书,恍惚中,我还是会听见有人敲窗户,“小姐姐,我们比武好不好?”做梦似的,我会自己答应自己的声音:“好,我凌波微步。”

“降龙十八掌。”

“独孤九剑……”

多么孤独的夜啊,单纯的八十年代已经走远,心头的江湖亦已凋零,像我表弟那样痴迷的读者渐渐绝迹,少年时代最灿烂的理想熄灭了。金庸老了,我们大了,是分手的时候了。

不过,或许我倒可以庆幸,表弟选择那个明媚的夏日午后离开,心中一定还有大梦想和大爱,因为那时,他身后的世界还烨烨生辉,有青山翠谷,有侠客,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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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教养 – 格利高里.戈林

2018年5月20日 评论已被关闭

“所谓良好的教养,不是指你不向桌布上洒酱油,而是指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你却没有发觉……”契诃夫如此说。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激动万分:怎么本人的脑袋里就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我们自认为是知识分子,上帝保佑,但愿不要有人打翻酱油,可谁一旦不小心把酱油洒到桌布上,立刻便是一片喧哗……而契诃夫却曾与此斗争,他直截了当地说:“所谓良好的教养不是指……不弄脏自己,而是恰恰相反……”

读过这句话后,我立刻决定,要按照契诃夫的话去生活。正好眼前就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我妻子的生日到了。客人们纷至沓来: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大家端坐着,吃喝着,知识分子的话题涉及天气、大衣、叶甫图申科等等,东拉西扯。大家都坐着,气氛融洽,没有一个人弄洒酱油。

可是,这时候,客人中有一个姓库里科夫的,伸手去够洒瓶,他把斟满啤酒的一个大高脚碰翻了。他一时慌乱不安,急忙飞快地用餐巾纸擦拭。

我坐着,没去理会。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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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破的钞票 – 村田浩一

2018年5月15日 评论已被关闭

衣兜里有三张一千日元的钞票,这是昨天在火车站前商场买东西时售货员退给我的零钱。

仔细查看不由得心里一怔:其中一张是破票。那张钞票被从正中一撕两半,然后又用透明胶带随随便便地粘上。粘贴手法十分笨拙,接缝不齐,票子的形状也歪斜着。我想:反正也是粘一次,为什么不弄得更整齐些?与其它钞票相比,唯独这张让人感到与众不同。这样的票子还能花吗?

由于它形状不整,恐怕在自动售货机上是不能用的。它可能被当作假钞,机器可不通融。

在这点上人倒是好对付一些,我不就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收下这张残票的吗?

听说到银行去倒是可以兑成新票。可是,这钞票又不是我扯的,特地为它跑一趟银行不值得。它是被别人夹在其它钞票里当作零钱找给我的,凭什么我就不能这样干?

不过,赤裸裸地把这一张残票给人家总是有些欠妥,即使把它叠成四折交给店里,恐怕售货员交到收款机时也是要展开的。

售票员要是发现这是张破票子的话大概脸色好看不了,说不定还会拒绝收它。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人家还可能认为是我把票子粘了个七扭八歪的呢。

我跑到饭店花二千元吃了顿饭。付帐时,我将一张崭新的1000元钞票放在上面,底下是那张残票,两张一齐递给女收款员。

我心里砰砰直跳,真担心被她看破。而那个女孩子似乎全然没有留意她收进了什么样的钞票。

我大功告成了。

几天以后,收报纸订金的人走了之后,我猛然发现在他找给我的零钱里竟不露痕迹地掺着一张残破的千元钞票。眼前这张虽然不象是上次到我手里来过的那张,可是,那随随便便的粘贴方法太令人难忘了,一定是同一个人干的。

糟糕!我懊悔着。但是,为时已晚,收款人早骑着车跑了。

我马上出门在书店买了一摞杂志、新书什么的,照旧是用两张千元钞票蒙混过关。这些读物对我来说并不是非买不可,然而,当我处理掉这个麻烦时,觉得肩上轻松多了。

从那以后,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一两张残破的千元钞票转到我手上。这些钱经常巧妙地混迹于零钱之中,藏身于整齐的钞票之下。说不定售货员就是故意把破钞给我的。

每当收进了这样的钞票我就到站台前的商店街去花千几百元买些东西或吃顿饭。

破钞票是变着法子花出去了,可是,我惶惑不解的是哪来这么多千元一张的残票。如果是同一人所为,那家伙一定不正常。他为什么要把这样多的纸币撕破?说不定他是个对撕钞票有特殊爱好的偏执狂。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破钞票的流通一直在巧妙地进行着。其中最关键的是使用它们时如何不被对方发现。在这种时候我总是倍加小心,同时,也随时提防售货员在找零钱时大模大样地把破票塞给我。

一天,我到药店去买感冒药,在售货员找钱时我不禁失声叫了出来。售货员竟然把一张残破的千元钞票放在最上面!这下可让我抓了个人赃俱在。

售货员发现自己做错了事而大惊失色,正当她惊慌地想把那

张票子收回去时被我一把捺住。

“这件事,你怎么说?”

“对……对不起。”售货员的话音里带着哭腔。“请您到这里来一下好吗?”

我被引进里面的一个小房间。不一会儿,进来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

“真对不住您。”

“你是这里的老板吗?”

“不,我是商会会长。”

“噢,可是,为什么那种……”

“刚才,这家商店的人干了件蠢事。听说她是勤工俭学的学生。我曾经千叮呤万嘱咐地提醒他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可是……”

“您说的是千元钞票吗?”

“是呀,您感到吃惊?”

“喔,就算是吧。”我点了点头。“最近,破钞票好象一下子多起来了。”

“实话对您讲,这些全是我们策划的。”

“什么?”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最近,市场需要促销,商会为此大伤脑筋。最后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这个残破千元钞票战术。一张这种贴歪了的钞票是不容易花出去的吧?”

“哦,确实如此。”

“一般持有这种票子的人都会把它掺在其它钞票里两三张地花出去,这样一来,为了凑够几千元的购买额,顾客就要买一些实际上不需要的或超量的商品。正因为如此,商业街总的销售额已大为增长。”

“不过,我听说银行可以把破票兑成新钞。”

“您说的不错。可是,您这样做过吗?”

“没……”

“就是嘛,谁也不会去找那个麻烦。钞票又不是自己撕的,早花出去早完事,这跟打扑克的甩废牌心理一样。同时,它又关系着活跃地方经济的问题。”

“乖乖,这种做发可真实别出心裁。”

商会会长向前探了探身子。

“我有一事相求,您想不想捞点儿外快?这事很简单,但收入可观。我给您一部分撕开的一千元钞票,您只要把它再粘上就行了,关键在于故意把它贴歪。每天您在家里抽出一个小时就能干了。这活儿没多少人愿意干,所以我们的人手很紧张,请您务必帮忙。当然,您得向我保证:不能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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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里的最后一天 – 伊恩·麦克尤恩

2018年5月14日 评论已被关闭

那年我十二岁,第一次听到她笑时,我正趴在阳光下的后院草坪上,肚皮贴地,几乎全裸。我不知道是谁,也没动,只是闭上眼。那是一个女孩的笑,一个年轻女人的,短促而紧绷,像是在为没什么好笑的事情讪笑。我把半个脸埋到草丛里,那草地我一个小时前刚割过,可以嗅到下面荫凉的泥土气味。河沿吹来微风,半下午的太阳叮着后背,那笑声轻拍过来,仿佛一个物件,落在心里竟成别样滋味。笑声停了,只听见微风翻动我的漫画书,艾丽斯在楼上什么地方哭泣,一种夏天的滞重感在园子里弥漫。然后我便听到他们穿过草地走向我,我飞快地坐起来,起猛了有点头晕,眼前的一切失去了颜色。那是个胖女人,或者说胖女孩,和哥哥一道向我走过来。她那么胖,胳膊都没法从肩膀上顺当地挂下来,脖子上堆着游泳圈。两个人都朝我看,在说我。等他们走到近前,我站起来。她一边和我握手,一边继续打量我,发出一种温顺的马儿那样的轻嘶声。那就是我刚才听到的,她的笑声。她粉红的手温热潮湿,像块海绵,每个手指根那儿都有小肉涡。哥哥介绍说她叫珍妮,会住进我们的阁楼上的卧室。她长了好大一张脸,圆满如一轮红月,又戴着厚厚的眼镜,显得眼睛硕大如高尔夫球。她松开我的手时,我想不到该说什么。可我哥不停嘴,他告诉她我们要种些什么蔬菜,栽些什么花。他带她在可以透过树林看见那条河的地方停了停,然后领她回屋。我哥岁数恰好是我的两倍,他对这种场面很在行,说呀说的。

珍妮住进了阁楼。那儿我上去过几次,去旧箱子里找东西,或者从小窗子里眺望那条河。那些箱子里其实没什么东西,只是一些碎布头和衣服裁剪样。也许其中一些的确是我妈妈留下来的。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叠没有画的画框。有回我上去那里,因为外面在下雨,而楼下皮特在和别人吵架。我帮何塞把那里打扫了一下,以作卧室。何塞过去是凯特的男朋友,去年春天他把东西从凯特房间里都搬出来,住进了我房间隔壁的空房间。我们把那些箱子和画框搬进车库,把木地板染成黑色,放上小毯,又从我房间里把那张加床分出来,搬上楼。有了这些,再加上一桌一椅,一个小橱柜,斜屋顶下只够两个人站立的空间。而珍妮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箱子加一个旅行包。我帮她把它们提上楼,她在后面跟着,气喘得越来越粗,不得不在第三层楼梯的中途停下来歇上一下。我哥哥皮特从后面跟上来,我们挤了进去,就好像我们都要住到那里,并且是第一次过来看似的。

我指给她看窗户,从那儿她能望见河。珍妮坐着,巨大的胳膊肘铺在桌上。她听着皮特的故事,不时用一条白色大手绢轻轻搽她那潮湿的红脸蛋。我坐在她后面的床上,看到她的背那么宽硕,而椅子下面两条粉红的肥腿,逐渐收细,终于挤进了末端的小鞋。她浑身都是粉红的。她的汗味充满了房间,闻起来像外面新割过的草。我忽然想到,不能吸进太多这样的气味,要不我也会变胖。我们起身离开,好让她打开并安放行李。她为每件事情说谢谢,我走出门时,她又发出小小的嘶鸣,她那紧绷的笑声。我在门道里下意识地回头,看到她正望着我,睁着那双被放大得跟高尔夫球似的眼睛。

“你不太说话的,是吗?”她说。这似乎让说些什么变得更难。于是我朝她笑了笑,接着下楼去了。

到了楼下,轮到我帮凯特做晚饭。凯特长得高而苗条,形容忧郁。正好是珍妮的反面。我以后要是找女朋友,就找凯特那样的。她很淡很白,即便在现在这样的夏天。她的发色有点怪。有次我听山姆说那是一种棕色信封的颜色。山姆是皮特的朋友,也住这里,何塞搬出凯特卧室时,他想把他的东西搬进去。但凯特比较傲,她不喜欢山姆,因为他太闹。如果山姆搬进凯特的房间,他肯定总要把凯特的女儿艾丽斯吵醒。凯特和何塞同在一个房里时,我总是观察着,看他们是否会看一眼对方。他们从来不。去年四月一个下午,我去凯特的房间借东西,看到他们一起睡在床上。何塞的父母来自西班牙,他的皮肤很黑。凯特仰卧着,摊开一条胳膊,何塞就枕在那条胳膊上,偎依着她。他们没穿睡衣,被子只盖到半腰。他们一个那么白,另一个那么黑。我在床尾站了很久,看着他们。似乎那是一个秘密,我发现的。凯特睁眼看到我,很轻声地叫我出去。我很奇怪他们曾经那样躺在一起,现在却互相看都不看一眼。我以后要是睡在一个女孩的胳膊上,是不会让这种情形出现的。凯特不喜欢做饭。她要花很多时间去确认艾丽斯没有把小刀塞进嘴里,没有把开水壶从炉子上扒拉下来。凯特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或者几小时几小时地煲电话粥,我要是个女孩,也会更情愿做这些。她如果回来晚,我哥哥皮特就得把艾丽斯哄上床。凯特跟艾丽斯说话时总是神色忧伤。当她告诉她怎么做时,总是说得很轻,似乎她并不是真的想和艾丽斯说话来着。她对我说话时也一样,好像我们根本不是真的在谈话。

她在厨房看到我的背,就把我带到楼下的浴室里,用一块毛巾搽了些炉甘石水在我身上。我能从镜子里看见她,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说话时从牙缝里发出声音,半嘘声半叹息的。当她想要我背上另外一个部分对着光时,就推推或拉拉我的胳膊。她飞快地,悄悄地问我楼上的女孩长什么样,我说“她很胖,笑起来很滑稽”后,她又不置一词。我帮凯特把蔬菜切开,摆好了桌子。然后便走到河边去看我的小船。我用父母去世时得到的一些钱买了它。等我走到码头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河面成了暗黑色,漂着一片片碎红,有点像过去阁楼上的碎布头。今晚的河水流速缓慢,空气温暖爽滑。因为背被太阳晒疼了,没法摇浆,我没有解开小船,而是爬进去,坐在里面感受它在河中静静的起伏,看那些碎红布沉入黑色的水中,想自己是不是吸了太多珍妮的气味。

我回来时他们正准备开吃。珍妮坐在皮特旁边,我进来时她没从盘子上抬起头,甚至我在她的另一边坐下时也没有。在我身边她那么庞大,还那样俯在盘子上,让人感到她好像并不想这样存在,我有点为她感到难过,想和她说说话。可又不知说什么好。实际上吃这顿饭时没什么人有话要说,大家都只是把刀叉在盘子里推前移后,不时有人嘟囔一声递个东西。我们平常吃饭并不是这样,总会说些什么。但现在珍妮在,她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安静,都要大个,还埋头在盘子里。山姆清了清嗓子,朝桌子一端的珍妮看去。其他人都抬起头,等着,除了珍妮。山姆又清了下嗓子说, “珍妮,你以前住哪里?”

因为还没有人在讲话,这话显得硬生生地,好像山姆是在办公室为她填表一样。而珍妮呢,仍旧看着她的盘子,说,“曼彻斯特。”然后看着山姆,“一个公寓里。”然后发出小小的嘶鸣样的笑,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在听她看她。然后山姆说着“啊,我知道了”之类的话,又想下面该说点什么时,她却又低到盘子里去了。楼上艾丽斯开始哭闹,凯特上去把她抱下来,让她坐在她膝上。她停下不哭后,就开始轮流指着我们每个人,“呃,呃,呃”地喊着。我们埋头吃饭一言不发时,她围着桌子指了一圈,好像是在责备我们为什么不想点话题。凯特叫她安静,带着她和艾丽斯在一起时的惯常的忧伤神色。有时我想她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艾丽斯没有爸爸。她看上去一点不像凯特,头发非常淡,耳朵大得和头不相称。一两年前艾丽斯很小的时候,我以为何塞是她爸爸。但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而且从来不怎么关心艾丽斯。当大家都吃完头道菜,我帮着凯特收拾盘碟时,珍妮把艾丽斯揽到了膝盖上。艾丽斯还在喊呀叫的,对着屋里的东西指指点点。可她一到珍妮的膝盖上,就变得非常安静,可能因为这是她见过的最大的膝盖吧。凯特和我把水果和茶端进来,大家开始剥橘子和香蕉皮,吃园子里树上摘下来的苹果,倒茶,递着牛奶和糖,并开始说笑,像往常一样,像没什么事情让他们欲言又止一样。

“你要去河边吗?”

“是的,我要去看看我的船。”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你愿意带我去看看那条河吗?”我在门边等她,看她把粉红色圆滚滚的脚塞进扁平的小鞋子里,又用一把背面有镜子的梳子刷了刷很短的头发。我们穿过草坪出了园子尽头的窄门,踏上小路,两边是高大的蕨草。半路上我停下来听一只金翼啄木鸟,她告诉我她听不懂小鸟的歌声。大多数成年人从来不会跟你说他们不懂什么。因此在小路那头连着码头开阔处的地方,我们在一棵像树底下站住,让她听一只乌鸫。我知道那里有一只,而且总是在早晨这个时候唱歌。我们刚走到那里,它就停了。我们只好静静地等它重新开始。站在几乎半枯的树干旁,我听见别的树上的鸟叫声,河水从前面不远处码头下流过。但我们的鸟却休息了。

沉默的等待似乎让珍妮有点不安,她捏紧鼻子,免得发出那嘶鸣的笑声。我很想让她听那乌鸫叫,于是把手放到她的胳膊上,看我这么做,她笑笑把手从鼻子上移开。几秒钟后,乌鸫开始了它婉转悠长的鸣唱。它这么久都是在等我们安定下来啊。我们走到码头上,我给她看系在尽头的我的船。那是一条划艇,外面绿,里面红,像只水果。这个夏天我每天都来,划它,给它上漆,把它擦干净,有时只是来看它。有一次我逆流划了七里远,然后用那天剩余的时间顺流漂回来。我们坐在码头的边缘看小船、河水和对岸的树。然后珍妮面朝下游说,

凯特有更多的时间和雷丁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一天早晨我在厨房,她打扮得很光鲜地走进来,一身皮装配皮长靴。她坐在我对面等珍妮下来,好告诉她给艾丽斯喂什么,她会什么时候回来。我想起差不多两年前的一个早晨,凯特也是同一身装扮走进厨房。她坐在桌旁,解开衬衣,开始用手指往一个瓶子里挤白得发蓝的乳汁,挤完一个奶头再换另一个,似乎没注意到我坐在那儿。

“你这是干嘛啊?”我问她。

她说,“好让詹内特待会儿喂艾丽斯吃啊。我得出门。”詹内特是过去住在这里的一个黑人女孩。看着凯特把自己的奶挤到一个瓶子里,感觉很古怪。那让我觉得我们只是一群穿着衣服,行为奇特的动物,就像茶会上的猴子。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彼此习惯了而已。我很想知道,早上一起来就和我一道坐在厨房里的凯特,是不是也想起了那次的情形。她涂着橘红的唇膏,头发盘到后面,令她越发显瘦。她的唇膏带点荧光,就像一种路标。她时不时看表,皮靴吱纽响。她看上去像个外太空来的漂亮女人。

然后珍妮下来了,穿着一件巨大的碎布睡袍,打着哈欠,因为才起床。凯特飞快地悄悄地向她交待着艾丽斯今天的饮食。一说起这些事似乎就令她忧伤。她拿起包跑出厨房,又回过头说了一声“Bye”。珍妮在桌旁坐下喝着茶,似乎她当真就是守在家里照看阔太太的女儿的胖嬷嬷。你爸爸富有,你妈妈漂亮,啦啊……啦啦啦……啦啦别哭。其他人对待珍妮的态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当她是一个外来的怪物,不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对她做的大餐和蛋糕早已习以为常,如今没人再为此有所表示了。有时晚上皮特、凯特、何塞和山姆围坐在一起,用皮特自制的水烟管抽大麻,听音乐,把音响的声音开得很大。这时珍妮就会上楼回自己的房间,这种时候她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因此有点心怀不满。虽然她是个女孩,却没有凯特和我哥哥的女朋友莎伦那么美,也不像她们那样穿牛仔裤和印度衬衫,可能是因为她找不到合身的吧。她穿印花的裙子和一些平常的衣服,就像我妈妈或是邮局里的女人们穿的那样。若为什么事情紧张了,她就会发出嘶笑,我能感到他们把她看作某种精神病人,看他们把头扭开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还在想她那么胖。有时她不在场,山姆称她为“苗条的吉姆”,这总是让大家哄笑。他们并不是对她不友好什么的,他们只是在以某种莫名的方式,把她排斥在外。

有次我们在河上划船,她问我关于大麻的事情。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她说。我告诉她在十五岁前我哥哥不会让我碰它。我知道她坚决抵制它的,但她没有再说什么。同一天下午我为她拍了一张抱着艾丽斯靠在厨房门上,朝着太阳微微眯眼的照片。她也帮我拍了一张在后院放手骑自行车的照片。就是那辆我自己用散件组装起来的。

这时珍妮说, “明天你要戴上红帽子去上学咯。”她装出严肃并带有责备的语气,一个手指在空中点动,那个样子让这句话变成我听过的最好笑的话。而这个想法也是的,整个夏天干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最后却要戴上一个红帽子去上学。我们哈哈大笑,似乎停不下来。我不得不放下双浆。我们的格格声和喘啸声越来越响,因为寂静的空气没有送走声音,它还留在船上绕着我们。我们一看到对方的眼睛就笑得更起劲更大声了,最后肚子都笑疼了,我拼命想打住。艾丽斯开始大哭,因为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让我们又笑起来。珍妮把身体侵向船外,这样就看不到我。可她的笑声变得越来越紧绷和干哑,细小而急促的嘶声像一个个小石子从她喉咙里蹦出来。她粉红的巨脸和粉红的巨手晃动着,挣扎着,刚喘上一口的气,又随着一个个小石子跑掉了。珍妮回转身。她的嘴在笑,但眼神看上去惊恐而干涩,膝盖一软倒了下去,手捂着笑疼了的肚子,把艾丽斯也撞倒了。船翘了起来,因为珍妮跌倒在船的一侧,她又那么大,我的船又那么小。船很快就翻了个,快得就像照相机的快门喀嚓一下,忽然间我就到了暗绿色的河底,手背抵到了冰冷的软泥,脸边有水草拂动。我能听到像块块石子入水般的笑声,就在耳边。但当我浮上水面时,感到身边没有人。河面黑黢黢的,我一定是在下面沉了很久。有东西碰着了我的头,我意识到自己被压在翻覆的船里。我又潜下去从另一边浮起,过了好长时间才喘过气来。我绕船游着,一遍遍呼喊珍妮和艾丽斯。我还把嘴埋在水里叫她们的名字。没有人回答。没有东西打破水面。河面上只有我。于是我悬在船边,等待他们冒上来。我等了很久,随船漂流,脑子里仍然回荡着笑声。我望着河水和西沉的太阳打在上面的片片黄色光斑。有时一个大寒战穿透我的腿和背,但大多数时候我是平静的,挂在绿色的船壳上,脑子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只是望着河水,等着水面被冲开,黄斑散碎。我漂过那个老人钓鱼的地方,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他现在已经走了,原先站的地方只一个有纸袋。我是那么疲惫,闭上了眼,感觉好像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是冬天,妈妈来我房里道晚安。她关掉灯,而我把船溜进了河里。然后我又记起来了,又开始呼喊珍妮和艾丽斯,又望着河水,然后我的眼睛开始合上,我妈妈又来我房里道晚安并关掉灯而我又沉入水中。很长时间我忘了呼喊珍妮和艾丽斯,我只是挂在船沿,漂流而下。我现在看到岸上有个地方,我很久以前认识的。那里有一小片沙滩和一方草岸,草岸边有一个码头。黄斑已沉入水中,我推开小船,任它一路漂去伦敦,而我在黑色的水中慢慢朝码头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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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 刘瑜

2018年5月10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读中国历史很少。最主要当然是因为懒,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都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忠奸”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罕见“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隐隐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如果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得知刀尔登才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尔撞上的,撞上了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学历史学到那个份上当然不易,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却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集体与个体关系,道德与制度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延绵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了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现在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让我妒忌,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地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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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 刘瑜

2018年5月7日 评论已被关闭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阿尔多斯·赫胥黎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穆斯塔法,这样问质疑者“野人”约翰。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Alphas下至Epsilons,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做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社会主义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赫胥黎的《勇敢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索马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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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虫子的人 – 黄惊涛

2018年5月2日 评论已被关闭

“亲爱的,当你捧读此书时,我已经变成了一条虫子。”《虫子的爱情》一书的作者喜乐先生在他唯一存世的那本书的扉页上,如此写道。我在打扫旧主人的房间时,从一个布满厚厚灰尘的铁匣子里发现了一卷手稿。手稿用鹅毛笔写就,经过多年,依然可以看清楚。写就此稿的墨水产自邻近的一个叫自由镇的镇子,那里有个墨水制造厂,他们用各种动物的体液和植物的汁液掺杂矿物来制作墨水,他们生产的墨水有一百多种。

我们光荣镇的居民有个习惯,书写不同的文本,使用不同的墨水。书写历史,用的是乌贼墨囊制成的墨水,以显示历史不容篡改之意;书写死刑判决书,用的是掺杂铁矿粉的墨水,那是一种寒冷透骨的墨水;书写小说,用的是一种提取各种鲜花的汁液而成的墨水,这种墨水在写到不同情感色彩的文字时,会显示出深浅不一的颜色……而书写爱情,用的是一种用丁香花瓣碾捣而成的紫墨水,显然,喜乐先生所用的就是这种有着淡淡清香的紫墨水。

我找到出版商安格先生,让他将此书稿印行,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出版过圣书,可惜发行不佳;一度,他偷偷摸摸地盗印那种《性爱指南》之类的小册子,使他大赚了一笔;出版纯粹爱情的著作,则是他经营这门生意以来的第一遭。

这本发行量不到百本的小说,除了两本摆放在位于仁爱大道的小书店的书架上,其他大部分堆放在安格先生的仓库里。我拿走了一本,置于案头,其他的几本则送进了我们镇子的小图书馆。据小书店的店员说,只有在今年元月的某一天,一个女人匆匆买走了一本,她翻看了扉页,即哭出了声。

下雨的天气,我常常会翻阅喜乐先生的这本书。这本有关虫子的书里,有如此的片段:

“有一条虫,它以吃字为生。它吃到‘葡萄’这个词,它的舌头就尝到了酸甜酸甜的味道;它吃到‘西瓜’这个词,它立即解了渴;它吃到‘苹果’这个词,它会一路平安;它吃到‘梨子’这个词,它须忍受分离的痛苦;它吃到‘粮食’这个词,五谷杂粮就都进了它的胃。

“它吃到‘森林’这个词,它就独自一个享受风景,并且一路上遇见野兽和鸟儿;它吃到‘草木’这个词,各种杂草、树木簇拥于它的面前;它吃到‘大海’这个词,一片蔚蓝展现于它的眼前,它听得到海浪的喧嚣、船只的笛鸣;它吃到‘天空’这个词,它只觉得被一种空气所充满,心境会变得虚无。

“它吃到‘魔鬼’这个词,它的肚子会疼;它吃到‘天使’这个词,就可以长出翅膀;它吃到‘信仰’这个词,它首先是虔诚,接着是迷惑;它吃到‘文化’这个词,它就好似一个读书人,摇头晃脑,有点像醉鬼;它吃到‘律法’这个词,它开始不敢动嘴,只轻轻地触碰了一下,接着一口吞下;它吃到‘权力’这个词,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君主,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它吃到‘金钱’这个词,它放了一个响屁,如同一个坐拥万贯家财的土财主;它吃到‘总统’这个词,它吓得臣服于地;它吃到‘乞丐’这个词,它知道吃了也白吃,那家伙什么油水也没有;它吃到‘人’这个词,它发觉自己不是第一个吃人的,更多的是人自己在吃自己。

“它年幼的时候,首先吃的是名词。名词是有骨头的,是实体的词,它吃得很饱,并且细细地剔除其骨头,啜吸其营养。等到它长大,它开始吃形容词。那些带有情感色彩的形容词不能满足它的胃,却能丰富它的心。它在书里一行一行地爬过去,慢慢蠕动它日益肥硕的身躯。碰到‘甜蜜’,它舔了舔舌头,回味良久;碰到‘悲恸’,它的心一酸,滴了几滴眼泪;碰到‘勇敢’,它就像一个战士;碰到‘怯懦’,它头一缩,触角赶紧收了回来;碰到‘虔诚’,它像个圣徒那样纯净;碰到‘虚伪’,它的脸上挂着一副假假的笑;碰到‘善良’,它的心肠很软很软,连躯体都软成一团;碰到‘凶狠’,它立即一副拦路抢劫的样子;碰到‘温柔’,它羞涩得不敢睁眼;碰到‘仁慈’,它的眼里就充满了慈悲。

“为了帮助消化,它还吃动词、副词;它甚至在餐前吃助词,餐后吃语气词。不过有一些词它虽然不愿去吃,但又必须咽下,比如说‘衰老’,比如说‘死亡’,这是它晚年必然要吃的粮食。还有一些词它永远不敢去碰,比如‘砒霜’,只要吞下,就会中毒而亡;对于‘毒药’这个词亦是如此。

“它一直想吃到‘永恒’这个词,一旦吃下肚去,它就可不朽,长存于世;它从来没有后悔的是吃到‘爱情’这个词,让它五味杂陈、喜忧参半地过完一生。”

常常翻阅喜乐先生《虫子的爱情》一书。一度我觉得自己也像一条虫子,以文字为食。某天我一时兴起,在书的扉页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愿此虫在辞海、辞源、圣经以及次经、伪经等一切大书中找到安居之所。愿它春天能找到“苏醒”这个词,夏天能找到“凉爽”这个词,秋天能找到“收获”这个词,冬天能找到“温暖”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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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美 – 梁文道

2018年4月28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从来不曾想过,自己竟然会跑去北京做一场选美比赛的评判。

十几年前,中学刚刚毕业,我和几个好朋友带了一大叠批判选美的自制传单跑到一个选美现场,预备一边散发一边抗议。结果当然给人赶了出来,只好在门外傻傻地把传单塞给路人。至于那些会场里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当然甩也不甩我们,照样美美地谈笑风生。

为什么要抗议?当然是因为选美侮辱女性。我们所有读过点女性主义的人都知道“女人并非生为女人,而是被造成女人的”(西蒙·波伏娃语)。而这制作女人的主要力量,就是男人的目光了。选美正是依男性目光打造样板女人的经典示范,一个个女孩想尽办法历尽训练,好把自己装进男人设计的一套套格子里,再拼个你死我活,好产生一位所谓“智慧与美丽并重”的佳人。

十几年后,我了解即使是一些被认为很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也不再坚持单调的反选美立场,反而懂得以更多元的角度切入,把选美当作有待剖析的现象多于一个只能否定的对象。但是我仍然本能地说不出地厌恶,躲避选美,躲避不了的时候,就视而不见。

所以,当我今天因为公司工作的关系必须要去做选美会的评审,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视而不见,我不存在。

那天早上十点十五分,在酒店里,我接到一个叫做“小马”的女孩的电话,说原订十一点的集合时间必须提早半小时。我很不满,觉得一个不愉快的选美日子居然还是要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到了大堂,小马不住地道歉,还跑去替我取咖啡。我对同事们嘀咕:“最讨厌选美了,你们不觉得每一个选美会上的女孩子长得都差不多吗?”同事们猛使眼色,小声地提了一句:“小马就是去年的第三名。”我立刻呆住了,小马肯定是听到了,但还是笑容满面,十分诚恳。这时我才发现她挺漂亮,原来我们的助理是上届“xx小姐”的季军。

真是漫长的一天,我们的工作竟然拖到凌晨两点才结束。小马一直出出入入,有时提醒我们上台,有时捧来一大袋饮品,同时还要指挥照料今年参赛的“师妹”。由于录像厂的空调出了问题,穿着外套装斯文的我们更是闷热,每到休息,她便拿了一份杂志当扇子站在一旁帮我扇凉。我阻止她,但她说这是工作,还笑自己曾是登山队员,体力好。然后,似乎不经意地,她轻声说了句:“其实选美在中国的情况底下,也是普通女孩子的难得机会。”

我看这批女孩的眼光于是有点不一样了。在经过编排的舞步底下,我看到每一个人原有的走路姿态;在很标准化的对话格式之中,我试着去听每一种声音的来历。我怎能对她们视而不见?人所承受的,人怎么可以装作看不到?

比赛,必然是残酷的。然而选美最残酷的地方,还不在结果,而在大家等着看好戏的心态。例如香港小姐,每年总有几个消息不断的人物到了最后大热倒灶。他们会说:“活该,这娘们机心太重,还总以为自己必胜。”他们还说:“她的一切只是搏出位。”这就是残酷,我们设计了一个竞争的环境,叫她们去比较,然后看看里面会不会闹出些勾心斗角的不和传闻,好证实人性的丑恶;我们还希望在这名利场的游戏中看看谁最想“出位”,好证明人的不择手段;我们喜欢耻笑她们答问时犯错呆滞,好证明漂亮的女子果然都蠢。

收工之后,我们大伙一起消夜。落选的女孩坐在另外几张桌子上,自然有点沉郁。我想,这条路走不通之后,她们还会寻找其他什么出路呢?我还想起,小马的志愿是当个优秀的电视记者,她告诉过我,很愤恨当年做地方媒体记者时有条重要故事被人压了下去。

同事开车载我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谈起小马去年参赛的情况。她忆述当时的评审问了一个问题:“现在让你当冠军,你愿意放弃现在的男朋友吗?”据说小马很动情地说了自己和男友如何从四川来到北京辛苦地赚钱生活的经历,她怎么可能放弃?同事大赞,说大家都觉得这真是个不错的小孩,于是给了她一个季军。

回到酒店,原本心情就很拙劣的我更加难过。是呀,只不过是个小孩,为什么要问她这样的问题呢?这个问题问的难道不正是我们所有选美比赛观众心中的预设?选美之后是无比璀璨的明星生活,你要独享这所有美好,还是回到原来小俩口的老日子?来,告诉我们,你就是那种我们早就料到的拜金少女,你就是那种梦想要攀上枝头做凤凰的物质女人!要不然你干吗来选美?结果她不是。于是大家却又反过来歌颂她的品格她的情深义重。

只是,我们为什么把一个人投进这样的处境呢?我们想证明人性的什么?

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晚见过的女孩子,忘不了她们紧张的神态、哭泣时的样子。我也永远不会再做选美的评审了。不是因为一种社会主张,而是我不忍再次经历这一切。但是我会看选美比赛,我要好好看清楚那些小孩的脸,看清楚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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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日出 – 多丽丝·莱辛

2018年4月27日 评论已被关闭

在清晨的灌木丛中,一个小男孩遇到了如下情景:

他跑得更近了,然后又静静地站住,一种莫名的新的恐惧使他停下了脚步。他四周的草儿生机勃勃,正在窃窃私语。他狂乱地四下张望,接着低头看去。地上黑压压的全是蚂蚁,又大又壮,它们对他视而不见,急匆匆地向挣扎着的什么东西奔去,好像亮闪闪的黑水在草中流淌着。

之后,他屏住呼吸,怜悯和惊惧攫住了他,只见一只野兽倒在地上并停止了尖叫。此时此刻,他只听见一只鸟儿在鸣唱,以及行色匆匆的蚂蚁的沙沙声。

他抬头冲那只不住扭动、时而抽搐的黑色东西望去。它比刚才安静了。从那团微微扭动的东西尚能模糊看出像个小动物的形状。

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开枪射击,让它结束痛苦。于是,他举起枪然后又放了下来。那只鹿再不可能有什么感觉了,它的挣扎是神经的机械反射。但使他放下枪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一种在脑海里逐渐膨胀的愤怒痛苦和抗拒感:如果我没来,它就会这样死去,我干吗要干涉呢?类似这样的事情灌木丛中随处可见,随时都在发生。活着的东西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这是生命的演变过程。我阻止不了,我也无法阻止。我无能为力。他很高兴那只鹿已经失去知觉不再感到痛苦了,因此他不必下决心去杀死它。此时,他脚下的蚂蚁们嘴里衔着粉红色的肉片正浩浩荡荡地返回。他的鼻子闻到了新鲜的鹿肉的酸味。他极力控制着空胃徒劳地抽搐,然后提醒自己:这些蚂蚁也需要吃东西!

那东西已经小了。现在,它看上去已经难以辨别。他不晓得时间已经过去多久,随后看见那个黑影渐渐变小,些许白色从中显露出来,在阳光中闪闪发亮。是的,是太阳刚刚升起来了,它照耀在岩石上。哎,整个事情不可能超过几分钟。

他跨步前行,信步踩碎了几只蚂蚁,将它们从衣服上拂掉,直至他站到那具骨架前。它已经被剔净了肉。除了白骨上粉红色的碎肉块,仿佛它已经在那里躺了好多年。骨头四周,蚂蚁嘴里衔着肉,渐渐稀少。

那个男孩朝它们——又大又黑又丑的蚂蚁们望去。其中有几只站住,正用闪亮的小眼睛盯住他看。“滚!”他冷酷地对那些蚂蚁说,“我不喜欢你们!不管怎么样,都不喜欢。滚吧!”说完,他想像着那些蚂蚁转身离去的情景。

他在那些骨头边弯下腰,触摸头颅上的孔穴:那是眼睛所在的地方,他想到了鹿那水汪汪的黑眼睛,觉得这一切难以置信。

那天早上,也许一小时前这只小生灵还骄傲又自由地走在灌木丛中,感觉着皮肤上的凉意,就像他自己感受到的那样,感到兴奋。他自豪地踩着大地,轻轻地甩动着漂亮的白尾巴,嗅着清晨寒冷的空气。它像国王和统治者们那样行走,自由漫步在这片灌木丛中。每片草叶为它而生长,闪亮纯净的河水供它饮用。

但是,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呢?谁会想到这样一只箭步如飞的动物会被一群蚂蚁困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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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的勇气 – 叔本华

2018年4月26日 评论已被关闭

对于我们的幸福,勇气是一种非常关键的、仅次于聪明睿智的素质。当然,我们无法给予自己这两种素质——前者我们得之于父亲,而后者遗传自母亲——但是,不管我们具备这两种素质的程度为何,通过决心和练习都可以增进它们。在这一个“铁造的骰子决定一切”的世界,我们需要铁一般刚强的感觉意识,作为承受命运、防范他人的盔甲武器。这是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战斗。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引起争斗。伏尔泰说得很对。“在这世上,我们只有挺着剑前行才能取得成功;我们死去的时候,手上仍然紧握着武器”。因此,一个人如果看见天空——或者只是在地平线上——出现了阴云,就沮丧气馁、怨天尤人,那这个人就是胆怯、懦弱之辈。我们的格言应该是这样的:“在邪恶面前不要让步,应该勇敢无畏地面对它。”(维吉尔语)就算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只要它的结局仍然悬而未决,只要还存在得到一个更好结局的可能,那我们就不要胆怯、犹豫,而应该努力抗争,正如我们只要还看到一小片蓝色的天空,我们就不应对天气感到绝望一样。的确,我们应该这样说:“就算世界倒塌了下来,一片的废墟也不会改变他的脸色。”

别说生命中得到的各样好处,就算是整个生命,也不值得我们为它如此心惊胆战:

所以,他勇敢地生活,英勇地面对命运的打击。——贺拉斯

但是,这有可能变得过犹不及:因为勇气会酿成冒失放肆。

一定程度的腼腆畏惧对于我们在这一世界的生存是必需的,懦弱只是畏惧超出了限度而已。培根对于畏惧所作出的语源学上的解释比保存下来的普卢塔克的论述更进一步,他的表达令人赞叹。他从“潘”——这拟人化的大自然——中引出这一点。

他说:事物的本性使所有的生物都具备了畏惧,这使他们得以躲避灾祸,保存生命。但是,这一本性却不会懂得节制有度,它总是把无用空洞的害怕和那些有益的害怕混合在一起,所有生物(如果我们能够窥见其内心),尤其是人类内心因此都充满了这种大自然所共有的畏惧。另外,这种大自然所共有的畏惧的典型特征就是它并不清晰地意识到生发这种畏惧的根据,它对这些根据是假设甚于认识。的确,万不得已的时候,畏惧本身就成为畏惧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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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谈中兴事件: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2018年4月25日 评论已被关闭

近日中兴通讯公司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由此引发了舆论的热烈争论。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4月22日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吴敬琏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济发展越是到了高的阶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国际环境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随后,吴敬琏提到了中美贸易冲突和中兴通讯事件。他强调,此事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焦点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但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吴敬琏说。

吴敬琏称,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最后,他呼吁,“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Haifu.org转自《公司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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