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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 的存档

你有没有钱 – 李敖

2018年1月22日 评论已被关闭

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总是先去拜访他。

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的开支够不够?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诸如此类。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怎么问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啊,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后来大家再打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司马光的标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维持生活,能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有这个本领有这个钱以后,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

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所以,有没有钱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

美国的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他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你说我不求人,我就是说不出,我愿意。好,你小孩得了盲肠炎要开刀,要救命,你没有钱,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去求别人?你会求人。 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可是为了救小孩你会求人。

美国的总统里,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为什么?老子有钱,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为国家服务。一个就是胡佛,一个就是肯尼迪。胡佛的太太会讲中文。1900年,胡佛和他太太在中国开滦煤矿做工程师。他那时候就发了大财,在中国赚了100万美金。他讲了一句话:人生最难赚的就是第一个100万。

我过去开的汽车后面的窗是三角形的,在台湾只有两辆有这种三角窗的凯迪拉克汽车,这是当年我跟电影明星太太胡茵梦坐的汽车。现在没有汽车了,我李敖有时坐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汽车司机认识我,李大师,你怎么也坐公共汽车?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

这是我的平民化,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讲这些,证明了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物质基础。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有点钱来保护自己的独来独往,保护你随时可以跟老板说再见,随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要有一点点钱,把这钱藏起来,保护你的自由。

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说,我一辈子的志愿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算了,我还有更高的更伟大的志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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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难过 – 刘心武

2018年1月20日 评论已被关闭

深夜里电话铃响。

是朋友的电话。

他说:“忍不住要给你打个电话。我忽然心里难过。非常非常难过。就是这样,没别的。”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我从困倦中清醒过来。忽然非常感动。

我也曾有这样的情况。静夜里,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涌上心头,那情绪确可称之为“难过”。

并非因为有什么亲友故去。

也不是自己遭到什么特别的不幸。

恰恰相反:也许刚好经历过一两桩好事快事。

却会无端地心里难过。

不是愤世嫉俗。不是愧悔羞赧。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悲悲戚戚。

是一种平静的难过。

但那难过深入骨髓。

静静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实体是独一无二的。不但不可能为最亲近最善意的他人所彻底了解,就是自己,又何尝真能把握那最隐秘的底蕴与玄机?

并且冷冷地意识到,自己对他人无论如何努力地去认识,到底也还是只近乎一个白痴。对由无数个他人组合而成的群体呢?简直不敢深想。

归纳,抽象,联想,推测,勉可应付白日的认知。但在静寂清凄的夜间,会忽然感到深深的落寞。

心里难过。

但,年年难过年年过。日子是没有感情的,它不接受感情,当然也就不为感情所动。

需要感情的是人。

人的情感首先应当赋予自己。唯有自身的情感丰富厚实了,方可分享与他人。

常在白日开怀大笑吗?

那种无端的大笑。

偶在静夜里心里难过吗?

那种无端的难过。

或者有一点儿“端”,但那大笑或难过的程度,都忽然达于那“端”外。

是一种活法。

把快乐渡给别人,算一种洒脱。

把难过宣示别人,则近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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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药 – 黑井千次

2018年1月18日 评论已被关闭

良子后悔当初不应该要孩子。但这样讲并不是说她从一开始就厌恶儿子。

当医生告诉她怀孕时,心中顿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激动。她的妊娠反应比别人时间长,在这个胖乎乎的儿子出生的那天早晨,她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为了全力抚育这个儿子,他们夫妇商定不再生第二胎。

早在上幼儿园之前,她就教儿子认字、学钢琴、学游泳、喜爱花草。在孩子上小学的同时,她又把他送进补习学校、英语会话教室,还请了老师教他绘画。她希望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兴趣广泛、聪明过人的美男子。

在儿子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被坏孩子引诱,到超级市场偷了一个红色洗脸盆,被当场抓住。

在五年级那年秋天,他和几个伙伴躲在厕所里吸雪茄烟,被老师发现。

六年级时开始喝酒,中午喝多了,在下午上课时大声唱歌,结果良子被叫到了学校。

他偷自行车、无证驾驶摩托车、在饭馆吃饭不付款就走、打架、骚扰女生,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这位小学生在这方面的所有才能,家长为此深为苦恼。

良子懊悔不已,早知道他这个样子,不生他有多好。她想,如果儿子不是一年年长大,叫人操心,而是一年年变小,成为一个可爱的婴儿该有多么幸福啊!

良子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一幅广告:敬告为孩子而苦恼的家长们。她按图索骥到了一家医院,对医生说:倘若这样继续下去,我也许会杀了他,我应该怎么办呢?

医生说,你放心吧,有一种神药已经问世,母亲早晚各吃一次,孩子一定会变小而且听话。医生边说边把用绿色胶囊裹着的药交给了良子。

这种药的疗效非常好。儿子一天比一天小,一天比一天可爱。良子欣喜若狂,一天晚上吃了两份药之后紧紧地抱着儿子睡着了。

半夜醒来,儿子不见了。她大吃一惊,急忙要起来,但发现肚子隆重起,身体沉重,行动不便。

这是怎么了?她感到惊惶,但又想,如果这种药对胎儿也有效,或许我还可以恢复婚前的身体,可以重新开始人生。她满怀希望地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医院。

医生看着良子的肚子说:这种药现在已经禁止制造,所以没有了。

良子惊惶不安地说:那我怎么办?

医生平静地答道:三周后是预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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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歌 – 梁文道

2018年1月17日 评论已被关闭

扭开收音机,才知道如今仍然有人透过电台点歌,一种多么古老的行为呀。在我成长的年代,很多同学听收音机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人点歌给自己。同时也急着拨打电话,希望能被接通,把自己想说的话和想让对方听到的歌传送出去,让那个夜里在桌前点灯做着功课或者正在读书的人听见。这叫做凭歌寄意。

以歌传情,是许多恋人都乐此不疲的动作。但是送一张唱片,传一首歌,与在电台点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于两人之间;后者却是公开的,所有听众都能分享。或者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却又是公开的,在私密与公开之间模糊而隐晦。

有时这是一种炫耀。就像有些小白领花去半个月的工资,在铜锣湾人流最密集的地方,登一天的液晶体大屏幕广告示爱;又如某知名富商,在畅销的报纸上买下整版的篇幅送给女明星来证明自己。他们相信如此敞露,最能感动对方。而且这也就等于宣告:我将,或者我已经,独占这个情人。爱情是盔甲上的纹饰,车头的标志,夸张地陈列人前。

可是还有一种情形,点歌的人不取真实姓名,也不张扬对方的名字,他只是用了一组只有彼此才能明白的昵称,甚至可能埋藏更深,干脆为自己改了一个根本无人识得的别号。此时恋人是冒险的,因为这首歌极有可能无法达成任何效果,犹如一封没有收件人地址的信,寄了,可是寄不到,混杂在满天乱飞的旋律之中,转瞬即逝。更何况我们的情人或许喜欢宁静,他永远不听收音机。如此点歌已经不是情意的传达,而是自恋的体现。

当恋人陶醉在这样的乐曲之中,他其实是在进行着一种复杂的诠释过程,不断在乐曲与个人经验之间来回修剪,好使其完全合模,化身成最私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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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米和焦屑 – 汪曾祺

2018年1月16日 评论已被关闭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也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执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作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

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了。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其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就的食品,叫做“焦屑”。糊锅巴磨成碎末,就是焦屑。我们那里,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铲出来,锅巴用小火烘焦,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焦屑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焦屑调匀后成糊状,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比炒面爽口。

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和焦屑,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充饥。这很有点像古代行军用的“糒”。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信念,大家都以为红十字会是哪一方的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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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人爱的男人 – 张小娴

2018年1月15日 评论已被关闭

从来没有光顾过这么“雅致”的的士。三十来岁的司机衣着整齐,精神爽利,与证件上的照片一样,不像大部分的的士司机,相片比真人至少年轻十多岁。车上的椅套光洁如新,车尾玻璃窗下面,放着一件叠好的风衣,数盒柠檬茶、菊花茶,几瓶矿泉水,还有香口珠,我差点以为是拿来卖给乘客的。

“是我太太放在这里的。夏天嘛,乘客口渴的话也可以用来解渴,随便喝,不收钱的。那件风衣是我的,我太太怕我晚上着凉。”司机说。

我留意到车上播放的歌曲,一首中文,一首英文,梅花间竹。

“我太太替我录的。”司机笑着说。

然后他又拿起一只透明的塑料水杯,里面装着淡黄色的饮品,跟我说:“这些薏米水是我太太煲给我喝的。”

他背后的女人把这辆的士布置成了一个家,用幸福和快乐包围着他。

原来任何一个男人,只要有一个女人爱他,他就变得金贵。

被人臭骂、被人奚落的男人往往会忍不住跟对方说:“我也是阿妈生的!”“我也是阿妈生的”和“我也有一个女人爱我”,应该同样金贵。

即使是多么不堪的男人,只要有一个女人爱他,也值得骄傲,也因此可以面对无情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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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未遂的贝多芬 – 梁文道

2018年1月9日 评论已被关闭

念研究院的时候常和一批男同学共听唱片谈音论乐,通宵达旦乐此不疲。其中一个最令我们困惑的问题,是女同学们听音乐的口味似乎与我们大有不同。我们认为瓦格纳的歌剧崇高雄壮,她们只觉冗长吵耳;我们听得激动非常的“爆棚”乐章,她们听了竟是呵欠连连。可是只要一放在我们心目中只是肤浅甜美的小品,女同学们却流露出心醉神迷的表情。因此我们只好作出结论,要找个懂得欣赏严肃音乐的女朋友实在太难了。

古典音乐向来被认为是一种很严肃很抽象的艺术。绘画、戏剧和小说尽管也可以非常虚幻,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它们里头指认出现实世界的相关物象:那儿有一朵花,这是间房子,莫不历历在目,贴身且亲切。但是你如何在交响曲中听出一座山峰的姿态,一个男子下跪的情景呢?严肃音乐之所以严肃,在于它严守17世纪以来成为西方主流的心物二元论,不只不能如民谣般让人闻之起舞,就算是被冠有“命运”之名的“标题音乐”,也听不出任何可与现实物质世界相对应的内容。

美国的苏珊·麦克拉里(Susan McClary)是这十几年来在音乐学界引起极大争议的人物,以至于北美部分院校的音乐系在招聘教师时必会询问应聘者对她的看法。因为她的一系列论著在挑战“古典音乐很唯心”这种常识之外,还回应了男女聆乐取向差异之谜。她最骇人听闻的一个论证是分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引入了情欲观点,说老贝在第四乐章呈现出一个强暴犯屡屡意图“闯关”,但又次次被拒绝否定之后,骤而愤怒爆发的暴力。这个说法把人人赞绝的《欢乐颂》转化成西方古典音乐里男性特质的终极代表。

骤听起来,荒谬无比,但细读她的著作,又不得不让人佩服她的过人洞见和细微分析。其实她这个论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几乎所有交响乐到最后总是越演越烈,速度加快至那不可避免的“高潮”之后,就一定“噔噔噔、噔噔”地结束。此“高潮”不仅字面上与性高潮相同,而且根本就是男性性高潮模式的音乐版本。我们知道男人的高潮的确就是在尽量延长动作时间之后的这么一下子,而女人却可以绵延不绝波浪连连。历史上数得出名字的作曲家尽是男性,少数女作曲家在雄性主导的乐坛里也只好跟随这个模式,表现不出阴性性高潮的作曲手法。难怪男人听得大呼过瘾的片段,女子却感到不大对劲。

苏珊·麦克拉里主要针对的是17世纪以降的调性音乐,她说:“某种音高上限巩固后,旋律动机开始顶着它推,好似它是可移动的障碍一般。随着挫折感越来越深,动机炮火的迫切性增高,它们行动的时距越来越短,直到它们终于带着射精般释放的一阵痉挛,成功冲破障碍。这种音乐形态显著出现于许多我们最爱的曲目中。”如此看来,音乐实在不是心灵艺术,而是非常肉体,还是个男人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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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过的男孩们都已老了 – 廖一梅

2018年1月8日 评论已被关闭

有那么几年,我常常在出租车里听到何勇的《钟鼓楼》:“我的家住在二环路的里边……”——那好像是“话说老北京”节目的片头曲,摇滚圈著名坏小子何勇的成名曲被出租司机们听熟了头几句,但他们不知道后面唱了些什么,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不知道他曾经的天才的表现欲,不知道他写过“我的舌头就是美味佳肴,任你品尝”,不知道只要是他出现的场合便要疯狂起来乱作一团,不知道他后来不再唱歌说不想被人利用,不知道他后来得了抑郁症差点烧了家里的房子,不知道他进了医院,不知道他因为吃药而变胖。

我看着身边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在街头大声唱歌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我那曾经是著名愤青的丈夫,在毕业后还被学校给了记过处分,被师长们视为捣蛋份子,现在也稳重、宽容,是受人尊敬的导演,被人称为“老师”,懂得以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

现代社会把庸俗生活变成制度,变成时尚,变成广告牌上的美丽画片,我们都曾是不想遵守这个制度的人,但我们已倦于叫喊。

窦唯烧车的事,勾起了我丈夫的愤青情结,把手里的报纸晃得“哗哗”响,大声地宣称:“音乐圈的人组织签名声援了吗?为什么不?”现在不再有愤青了,大家都很冷静理智地谈论着一个人的不理智,崔健发表的声明是经过律师修改的,措辞十分主流,何勇也是。关于这件事大家已经谈论得太多,我不必再说什么了。

我们都喜欢窦唯,关于他的记忆与我们那热烈的青春有关,那个热爱摇滚,热爱激情,热爱梦想的时代,很多次不买门票混进酒吧,买不起一杯水但依然狂欢到深夜。窦唯唱歌,打鼓,那一份对自己的专注一直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还有一种北京男孩特有的清高和不驯。“黑豹”时期的歌大家人人会唱,后来的《黑梦》也是人手一盘。

2000年,我给孟京辉写了电影剧本《像鸡毛一样飞》,那是关于一个诗人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我们都曾经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面对周遭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不适和无能为力,不知该固守自我,还是审时度势,站在永远的风口浪尖。电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修改,和一个个投资人交涉。当时一个风头正劲的外国制片人在和我们工作了一个冬天以后,要我们做出选择:或者按照他的意思再写一稿,或者另换一个题材。我和孟京辉考虑了两天,给了他一个他没有想到的回答:既不再写,也不换题材,再见。对于要拍这样一部电影的人,这应该是一个诚实的选择吧。对他说“再见”,可能是制片人到中国后没有经历过的事,他还特意请我们吃饭,希望再聊聊。饭桌上是尴尬的沉默,沉默的吃,沉默地分手。

2001年夏天,《像鸡毛一样飞》终于找到一个不要求我们作任何修改的投资人,孟京辉忙着物色演员。没有一个演员得到大家百分之百的认同,剧组讨论了很多天,不记得是谁提起窦唯,大家忽然豁然开朗——没有谁比窦唯更符合这个诗人的形象了。那时候,他已经离掉了那场著名的婚姻,泼过香港记者可乐,被告上法庭但拒绝道歉,他不再唱歌,他越来越沉默,“不一定”乐队在演出,我常常在下午看到他在后海的酒吧前浇花。

在一个傍晚,我们在后海找到窦唯,我们在紧挨银锭桥的一处桌边坐下,我给他讲《像鸡毛一样飞》的故事,孟京辉给他讲他的设想。他一直听着,一直沉默,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我们只说想请他作曲,他说他和“不一定”正要在全国的高校巡回演出,不知道时间可不可以。我们约好再联络,我和孟京辉都没有提希望他能出演的事,他的样子让我们觉得对他对我们这都是一件太难的事。

最终,出于可操作性,我们还是决定选择一个职业演员来担任男主角,我们选择了陈建斌。因为片中涉及一段戏仿的歌舞段落需要先期录音,同样出于可操作性,我们请了我们影片的录音师,“清醒”乐队的张阳担任作曲。窦唯没有再打过电话,我们也没有打,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没有表示什么,应该是兴趣不大。

影片已经要公映的时候,一天我偶然走过后海边的酒吧,窦唯从对面走来,在下班拥挤的人潮中,我们一晃而过,我疾步向前走,有人从后面叫我,窦唯从后面追了回来,问我道:“你们想让我作曲的那部电影怎么样了?”我当然的尴尬和不好意思是难以形容的,他不哼声,他沉默,他没打电话,但他并不是不感兴趣,他在等着呢!我语无伦次地回答了他,说电影已经要公映了,我甚至没向他道歉,也没请他看电影,我忽然变得像他一样不善言辞,我匆忙逃掉了。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后面几次遇到窦唯我都不好意思地躲开了。我觉得我做了不好的事,我在本来可以理解的时候,故意误解了他,或者说我不过是遵循了更公众的方式,这难道不是我在影片里写的故事吗?

在美容院和发型屋的八卦杂志上,我一次次地看到窦唯的消息,说他没钱,说他怎么潦倒,说他坏脾气,死不开口,他如此地沉默,希望简单地生活,他们还是不放过他。谁不放过他?娱乐记者?是那些藏在这些记者镜头后面的变得越来越功利、市侩、识事务、嘲笑他们不能理解的一切,只崇拜金钱和成功,并且希望人人都崇拜的公众。没有比娱乐一切的态度更无聊的事,娱乐甚至没有幽默感,对完全不可笑的事情津津乐道。

十二年以前,窦唯有一首歌叫《高级动物》,列举了人类的种种状态和恶习,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贪婪”、“嫉妒”、“无聊”后面还有“能说”这个词。“能说”对窦唯来说是一种罪吧,就像佛教所称的“妄语”,我们太多时候都在犯这种罪,而且还津津乐道。

窦唯在最后反复唱着:“幸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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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短跑运动员的孤独 – 渡边浩二

2018年1月4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仅仅是为了短跑而诞生的一位男子而已。从我诞生之日起,我的短跑命运就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千真万确、毋庸置疑。

我的父母曾是奥运会百米短跑冠军。

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他们。

父亲是我出生很久以前的那个时代的运动员。可是,他创造的世界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母亲是我出生数年前,在体坛上非常活跃的一位运动员。据说她刚过全盛时期就不幸死于非命。

不过,科学家成功地从母亲体内取出了仍存活的卵子,并作为政府的财产存入“卵子银行”。不久,遗传基因电脑管理系统发出了“可以结合”这样一条信息,即“具备了十分匹配的精子和卵子”。

也就是说:计算机把一直冷冻保存的父亲的精子和前不久登记的母亲的卵子的遗传基因数据计算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能够孕育出一个具有百米跑最佳素质的婴儿。

为了能创造出百米的最好成绩,计算机就理想的人体条件进行了数万个数据的模拟试验。如:最佳足长、肩宽、肌肉的成分与结构、动态视力等等,最后查明了究竟什么样的人种的遗传基因特性才能满足上述条件。

这种理想的遗传基因组合在资料情报中心终于凑齐了。

在符合“运动遗传基因保护法”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立即对其进行人工授精,然后由指定的女子来孕育、生产。

从那之后,我就在国家的设施中长大。至今,我摄取营养、排泄、生活周期等一切都在计算机的控制之下进行。

我是根据国家的体育政策而诞生的超级运动员,在短跑方面是完美无缺的。

我体能的高峰期与下次奥运会的举办时间正好相符。

当然,像前文所述的那样诞生长大的人并不仅仅我一人,本次奥运会就有许多这样的选手参加。如:身高三米的篮球运动员、体重三百公斤的无差别级摔跤运动员,或者脚像鱼鳍那样巨大而扁平的游泳运动员等。他们都像我一样,是通过遗传基因计算而培育出的试管婴儿。在奥运村,常常会因与形态怪异的人相遇而大吃一惊。奥运会眼看就要变成超人大会了。

然而,在这类运动员当中,有一个人却格外引人注目。

他的打扮很怪异:全身裹着黑披巾,头上也蒙着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

他经常与一个教练似的人在一起,从不到食堂与大家共同进餐,或是开开玩笑聊聊天什么的。我在走廊或院子里不时见到他,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总是扶住教练的肩膀,摇摇晃晃地走路。

据说他是东亚一个小国的短跑运动员,可奇怪的是,他从未到过训练场。我想:难道他得了连路都不能走的重病吗?倘若如此,为什么不去医院,而悠闲地待在奥运村里呢?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他:“您的腿是不是有什么病?”

“不是……”他的教练微笑着答道,“请您别太在意。因为他是克隆人,所以身体的形态有点变化。”

他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用那黑色头巾下闪光的眼睛瞥了我一眼。

身体的形态?

确实,克隆人有由于遗传基因的组合不同而身体发生异常变化的人,并且能在比赛中大显身手。比如:有的游泳运动员在水中能够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上了陆地却不能站直。

不过,他和我一样是短跑运动员,可为什么是这副怪样子?仿佛连走路的功能都要失去的身体,能跑得快吗?而且,他还把全身都遮掩起来……他究竟是什么种族的后代呢?

解开疑团的机会终于来了。

那是百米跑预选赛。我和他编在同一组,并且跑道紧挨着。他与往常一样,被教练搀扶着摇摇晃晃地来到起跑线,摆好了起跑姿势。

发令枪响了。

观众们顿时沸腾起来。我竭尽全力地奔跑,尚不知道沸腾的原因。可是不久,他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斜前方。

多么惊人的速度!一眨眼,我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咦?他正像动物似的手足并用地奔跑着!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大脑也仿佛麻木了。这时,我突然发现他的运动裤后面有什么东西露了出来。

是条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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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节 – 希区柯克

2018年1月3日 评论已被关闭

晚上差不多九点钟的时候,他离开大厦。外面天色已经黑了好些时候,行人稀少。他等了一下让几辆汽车过去,然后跨过街道到了他那部老爷车停的地方。

开始他并没有注意到那两位年轻女子,直到她们开口说话为止。

“先生。”其中一位打招呼。

他的视线越过老爷车的车顶望过去,开口说话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女子,身高在一米六左右;在她身后的是一位消瘦的黑人女子,年龄和前一位差不多只是个子比她高一些。两个人都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白色的上衣。

“有什么事吗?”他问,手在车门柄上停顿了一下。

“你能搭载我们一程吗?”“你们要去哪儿?”他问。

“圣路易斯。”金发女子回答。

他打算在回家途中,去一下圣路易斯旁边的超市。她们的目的地离他走的路只有几条街。“当然可以,请上车。”

他上车,伸手打开了另一旁的车门。两人相互谦让谁坐到前座,最后两人都挤到前座。金发女子居中,她的双肩看上去非常光滑,左手肘上刺有一只小小的蝴蝶。

这个世界变得真快,他记得十七岁那年,当他手臂上刺了一个花纹回家时,父母见此是大呼小叫;而现在,女孩子纹身都见怪不怪了。

他发动汽车开上马路。经过两条宽阔的街道后,车驶进一条偏僻的小马路,在那儿开车他放松了许多。他刚要拐弯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时,金发女子突然喊道:“停车!”

他刹住车靠在路边。金发女子正抓着一把猎刀,刀尖离他的喉咙大半尺。

“把钱交出来。”她压低了声音,声音有点紧张。

他一时手足无措,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是人家抢劫的对象,其他人可能,但不会是他。

“如果我没有钱,我还能活着离开这车子吗?”他问,“告诉你,我刚从那下流的地方出来,你们俩不也刚从那儿出来吗?”

那两个女子互换了一下眼色。“你怎么知道!”黑人女子问。

“那可是最早消除种族隔离的地方,”他说,“除了监狱,哪儿还会不分种族、白人与黑人相互信任呢?这是你们第一次出来试试运气,对不对?”

“你怎么会那样想?”金发女子问。

“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说,有点自信。

“对这种事你又懂什么?”黑人女子带有疑惑不耐烦的表情。

“什么都知道,内行得很。”他说着脸转向金发女子,“就拿你持刀的方式来说吧,它离我的喉咙大半尺,你应该用力顶住我的喉咙或者是我的腰部,并且你们应坐在车的后座,这样下手时不容易被发现。”

金发女子仍举着刀。“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他有点得意,“还有两个问题。”

“是吗,说来听听。”黑人女子语气缓和了不少。

“你们俩的衣著不恰当。”“你是什么意思?”金发女子问。

“你们的衣服太薄,颜色太浅。如果你们必须用刀的话,必须离得非常近才行,这样容易沾一身血。你们若非用刀不可,万一碰到对方愚蠢的行为,衣服的颜色暗些容易掩饰血迹。”

“还有呢,”黑人女子问,“你不是说有两个问题吗?”

“是的,另一问题是,你们要的是钱,而不是来找人聊天。你们应尽可能地把钱拿到手而不应和对方废话太多。你们只要刀一顶对方就告诉他,废话少说,否则让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让他交出所有值钱的东西,否则如何如何。只要你们做得好,他就会吓得不敢吭声,不敢磨蹭,不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这时黑人女子已经打开车门下车,金发女子也随着滑了下去,并且把刀收进了包里。

“你们准备干什么?”他问。“换衣服。”金发女子说。

他点点头,随之劝诫道:“年轻人,正儿八经做事赚钱,少惹事非。”

“你也一样,别再随便让人搭便车。”金发女子回敬了一句。

金发女子一关上车门,他开车一溜烟地跑了。

照原先计划,在超市买完东西后开车回家,当他进家门时,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

他妻子从厨房里高声问道:“你听起来心情不错,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我把最头疼的一部分写完了。”他回答。

妻子从厨房里出来,递给他一杯酒。“是不是半途抢劫的那一章?那一章你总觉得不太符合现实。”

他抿了一口酒,笑着说:“现在我认为够合乎现实了;实际上,我可以肯定合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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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糕 – 吴念真

2018年1月2日 评论已被关闭

阿旺和我读同一个小学,低我两个年级,所以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不过他倒知道我,因为小学时代我是学校升降旗典礼的司仪。

遇见他的时候,我已经十七岁,他十五岁,两个人都已经在台北工作了。

阿旺做事的铁工厂和我住的地方其实就在同一条巷子里,只是没碰过面,直到有一天房东叫铁工来装铁窗,扛着铁架的小助手看看我,忽然笑着说:“你不是那个……升旗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吗?”

之后只要有空,他就会跑到我租的小房间里,讲讲话或者看我房里为数不多的杂志和书。

阿旺小学毕业就到台北当学徒,我倒是比较幸运,多念了三年初中才来。之后虽然失学了两年,不过认识阿旺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补校念高中,所以阿旺很羡慕,说等薪水够用之后,他也要重新念初中。

这个愿望阿旺从没实现过,因为之后所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天他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门口,失神地看着我,然后好像站不住一样慢慢蹲下来,开始断续、沙哑地干号,我一边拉他,一边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久之后才勉强听懂他说:“爸爸死了……借我钱回去办丧事……”

那年瑞三煤矿大灾变,将近二三十个矿工同时死亡。

之后几年阿旺常跟我描述矿坑口招魂的画面,他说二三十面同时在风中飘动的白幡,上百个披麻戴孝的小孩和女人的哭声,完全掩盖道士“跪……拜……”的指令,说他只记得有人在一旁喊:“跪下!跪下!”然后就看到一堆小孩“像山上的芒草被风吹过一样,从前面开始慢慢往后面矮过去”。

葬礼结束后,阿旺带着十二岁六年级的弟弟一起到铁工厂做事。

那年过年前的一个休假日,我陪阿旺和他弟弟去中华商场买衣服,阿旺说回去至少要穿像样一点,他妈妈会比较安心。

我们先买他弟弟的,阿旺坚持一定要大两号,所以一件卡其上衣穿在他弟弟身上就像布袋戏。弟弟有点求饶地看着我、看着身边其他的顾客,有人说太大了,这样小孩子跑跳会不方便。

我看到阿旺蹲下来,一边把新衣的袖子和裤管都往上折,一边说:“卡其最会缩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小孩正在长,现在不买大一点的话,眼一眨就不能穿!”

当时自己忽然鼻酸,觉得阿旺怎么突然老了,老得像他弟弟的父亲。

除夕那天我们一起回去,或许灾难已远,整个矿区已经没有伤痛的气氛,远处甚至还断续响起鞭炮的声音;阿旺有点哀怨地说:“你看,死那么多人,大家还不都是在过年,别人哭都嘛只是哭一时。”

工寮这边倒还清晰留着灾难的记号,门边贴上新春联的是幸运而完整的一家人,门边空白或者门楣上依然挂着已然残破的纸灯笼的,仿佛就直接告诉我们说:在这个门内,有人泪水未干。

进了他家,我和阿旺同时愣住,因为他父亲的灵桌上堆了高高的一大摞形状不同的年糕,那时候我们似乎才恍然大悟,知道为什么刚刚在小街上四处都看得到手里捧着几个年糕来来去去的妇人。

阿旺后来跟我讲了好几次,说他只要想到那些默默地替二三十户人家多做了二三十份年糕的人的心,他就无法忘记这份情。

但他更无法忘记的是……自己曾经那么自以为是的怨怼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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