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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 的存档

钱阿姨 – 北岛

2018年1月31日 评论已被关闭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落脚到我家当保姆。那时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体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搞卫生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经满地跑了。

1957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她一气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不和,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涨过,每月总共239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16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蹦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365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早就像弹簧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逃离。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驾的言外之意。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扬州来信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可候选人不是农村户口,就是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可疑,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在变形的工人农民代表的焦灼注视下,过路人全都跟贼似的,六神无主。可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飘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

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式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个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一阵她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背语录——她的困难是不识字,扬州话还绕口。那年钱阿姨43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1969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1970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还有老年斑,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作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作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120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在家闲得无事,她心里不踏实,花了120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阴错阳差,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出闲话,正监督劳动的父亲陈述难言之隐。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我们家最终未实现给她养老送终的承诺。

1982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的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

沿潮湿的青石板路,我们并肩走着。钱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随时会在大地上消失。所谓家,只是一小间空木屋,除了竹床,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带来本地买的铁桶饼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礼物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嚅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70元)。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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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你到荷兰来 – 金斯利

2018年1月30日 评论已被关闭

时常有人问起我抚育残疾孩子的经历,以便帮助那些不曾有过这种独特经历的人对此有所理解。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就好象是规划一次愉快的意大利旅行。你买回一大堆的旅行指南,把旅行计划安排的详尽而周密:罗马圆形大剧场、米开朗基罗、威尼斯的贡多拉,或许,你还会学点简单的意大利语……一切都是那么让人兴奋。

经过几个月的热切期盼,这一天终于到了。你打点好自己的行装出发了。几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空姐走过来,笑盈盈地说道:“欢迎你到荷兰来!”

“荷兰?”你感到茫然不解。

“怎么可能是荷兰?我可是要去意大利度假的!我一生的梦想就是去意大利旅行,我应该到意大利呀!”

然而,航班改变了飞行计划,飞机已在荷兰降落,你必须停留在这里。还好,这里也不是什么瘟疫肆虐、饥荒遍地的恐怖之地。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于是,你别无选择地下了飞机。重新去买些旅行指南,抓紧学习当地陌生的语言,你还会遇到很多你本来永远也不会遇到的人。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而已。这里的生活节奏要比意大利慢的多,这里的生活也不如意大利绚丽多彩。来到荷兰之后,你歇上一口气,就该四处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荷兰有风车,荷兰有郁金香,荷兰还有伦勃朗……

可是,你所认识的人都在忙着一次又一次地去意大利旅行,都在大谈意大利的旖旎风光。你的下半辈子都会在重复这样一句话:“是的,我本该也去意大利。我原计划就是去意大利旅行。”

这次经历给你带来的痛苦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那个梦想的丧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可是,如果你的一生都用来为错过了意大利之行而懊伤,你将永远无法享受荷兰独特而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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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信任 – 三毛

2018年1月26日 评论已被关闭

每次回国,下机场时心中往往已经如临大敌,知道要面临的是一场体力与心力极大的考验与忍耐。其实,外在的压力事实上并不大会于扰到内心真正的那份自在和空白,是可以二分的。

最怕的人,是母亲。在我爱的人面前,“应付”这个字,便使不出来。爱使一切变得好比“最初的人”,是不可能在这个字的定义下去讲理论和手段的。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国,单独上街去的时候,母亲追了出来,一再的叮咛着:“绿灯才可以过街,红灯要停步,不要忘了,这很危险的呀!”

当时,我真被她烦死了,跑着逃掉,口里还在悄悄的顶嘴,怪她不肯信任我。可是当我真的停在一盏红灯的街道对面时,眼泪却夺眶而出。“妈妈,我不是不会,我爱你,你看,我不是停步了。”最近,又回国了,母亲要我签名送书给亲戚们,我顺从的开始写,她又在旁边讲:“余玉云姐姐的玉字,是贾宝玉的玉,你要称她姐姐,因为我们太爱这位正直、敬业的朋友。不要写错了,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的玉,斜玉边字加一个点,不要错了——”那时,我忍下了,因为她永远不相信我会写这个玉字,我心里十分不耐,可是不再顶嘴。

我回国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吃鱼,母亲怕我被刺卡住。穿衣,她在一旁指点。万一心情好,多吃了一些,她强迫我在接电话的那挤忙不堪的时候内,要我同时答话,同时扳开口腔,将呛死人的胃药粉,人参粉和维他命,加上一杯开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灌溉下去。结果人呛得半死,她心安理得的走开。电话的对方,以为我得了气喘。

回想起来,每一度的决心再离开父母,是因为对父母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而我不反抗,在这份爱的泛滥之下,母亲化解了我已独自担当的对生计和环境全然的责任和坚强——她不相信我对人生的体验。在某些方面,其实做孩子的已是比她的心境更老而更苍凉。无论如何说,固执的母爱,已使我放弃了挑战生活的信心和考验,在爱的伟大前提之下,母亲胜了,也因对她的爱无可割舍,令人丧失了一个自由心灵的信心和坚持。我想了又想,这件家庭的悲喜剧,只有开诚布公的与父母公开谈论,请他们信任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要太过于以他们的方式来保护我。这件事,双方说得坦诚,也同意万一我回国定居,可能搬出去住,保持距离,各自按照正确的方向,彼此做适度的退让和调整。这一点,父母一口答应了。而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了一个在别的家庭中,可能引起极大的伤心,甚而加上不幸罪名的叛逆者,幸而父母开明,彼此总算了解。

讲通了,乐意回国定居,可是母亲突然又说:“那么你搬出去我隔几天一定要送菜去给你吃,不吃我不安心。”

又说:“莫名其妙的男朋友,不许透露地址,他们纠缠你,我们如何来救,你会应付吗?”

十七年离家,自爱自重,也懂得保护自己,分别善恶和虚伪,可是,在父母的眼中,我永远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他们绝对不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人世的复杂。虽然品格和教养是已慢慢在建立,可是他们只怕我上当。

父亲其实才是小孩子,他的金钱,借出去了,大半有去无还,还不敢开口向人讨回,这使他的律师公费,常常是年节时送来一些水果,便解决了他日夜伏案的辛劳。

有一次,一场费力的诉讼结果,对方送了一个大西瓜来,公费便不提了,当事人走时,父亲居然道谢又道谢,然后开西瓜叫我们吃。我当时便骂他太没有勇气去讨公费,他居然一笑置之,说这是意外的收入,如果当事人一毛不拔,过河拆桥,反脸不认,又将他如何。

这种行径,我不去向他反覆啰嗦,因为没有权利,因为我信任他,不会让我们冻饿。可是,当我舍不得买下一件千元以上的衣服时,他又反过来拚命讲道理我听,说我太节省,衣着太陈旧,有失运用金钱的能力,太刻苦,所谓刻薄自己也。其实,名、利、衣、食,和行,在我都不看重。只有在住的环境上,稍稍奢侈。渴望一片蓝天,一个可以种花草的阳台,没有电话的设备,新鲜的空气,便是安宁的余生,可是,这样的条件,在台湾,又岂容易?

父母期望的是——“喂猪”。当我看见父母家的窗外一片灰色的公寓时,我的心,常常因为视线的无法辽阔和舒畅,而觉自由心灵的丧失和无奈——毕竟,不是大隐。吃不吃,都不能解决问题,可是母亲不理这些,绝对不理。

母亲看我吃,她便快乐无比。我便笑称,吃到成了千台斤的大肥猪而死时,她必定在咽气之前,还要灌一碗参汤下去,好使她的爱,因为那碗汤,使我黄泉之路走得更有体力。

爱和信任,爱与尊重,爱过多时,便是负担和干扰。这种话,对父母说了千万次,因为他们的固执,失败的总是我——因为不忍。毕竟,这一切,都是出于彼此刻骨的爱。

每当我一回国,家中必叫说“革命分子”又来了。平静的生活,因我的不肯将眼睛也吃到堵住,必然有一番伤到母亲心灵深处的悲哀。可是,我不能将自己离家十七年的生活习惯,在孝道的前提之下,丧失了自我,改变成一个只是顺命吃饭的人,而完全放弃了自我建立的生活形态。

在父母的面前,再年长的儿女,都是小孩子,可是中国的孩子,在伦理的包袱下,往往担得太认真和顺服,没有改革家庭的勇气和明智。这样,在孝道上,其实也是“愚孝”。我们忘了,父母在我们小时候教导我们,等我们长大了,也有教育父母的责任,当然,在方式和语气上,一定本着爱的回报和坚持,双方做一个适度的调整。不然,这个社会,如何有进步和新的气象呢。一个国家社会的基本,还是来源于家庭的基本结构和建立,如果年轻的一代只是“顺”而不“孝”,默默的忍受了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一旦我们做了父母的时候,又用同样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自自然然的叫自己的孩子再走上祖父母的那种生活方式,这在理性上来说,便是“不孝”了。

父母的经历和爱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好的一方面,我们接受、学习、回报,在不合时代的另一方面,一定不可强求,闹出家庭悲剧。慢慢感化,沟通,如果这一些都试尽了,而没有成果,那么只有忍耐爱的负担和枷锁,享受天伦之乐中一些累人的无奈和欣慰。但是,不能忘了,我们也是“个体”,内心稍稍追求你那一份神秘的自在吧!

因为我的父母开明,才有这份勇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不再来替我——一个中年的女儿盖被的偶尔自由中,写出了一个子女对父母的心声。

父亲、母亲,爱你们胜于一切,甚而向老天爷求命,但愿先去的是你们。而我,最没有勇气活下去的一个人,为了父母,大撑到最后。这件事情,在我实在是艰难,可是答应回国定居,答应中国式接触的复杂和压力,答应吃饭,答应一切你们对我——心肝宝贝的关爱。那么,也请你们适度的给我自由,在我的双肩上,因为有一口嘘息的机会,将这份爱的重负,化为责任的欣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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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钱 – 李敖

2018年1月22日 评论已被关闭

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总是先去拜访他。

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的开支够不够?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诸如此类。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怎么问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啊,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后来大家再打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司马光的标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维持生活,能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有这个本领有这个钱以后,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

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所以,有没有钱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

美国的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他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你说我不求人,我就是说不出,我愿意。好,你小孩得了盲肠炎要开刀,要救命,你没有钱,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去求别人?你会求人。 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可是为了救小孩你会求人。

美国的总统里,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为什么?老子有钱,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为国家服务。一个就是胡佛,一个就是肯尼迪。胡佛的太太会讲中文。1900年,胡佛和他太太在中国开滦煤矿做工程师。他那时候就发了大财,在中国赚了100万美金。他讲了一句话:人生最难赚的就是第一个100万。

我过去开的汽车后面的窗是三角形的,在台湾只有两辆有这种三角窗的凯迪拉克汽车,这是当年我跟电影明星太太胡茵梦坐的汽车。现在没有汽车了,我李敖有时坐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汽车司机认识我,李大师,你怎么也坐公共汽车?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

这是我的平民化,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讲这些,证明了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物质基础。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有点钱来保护自己的独来独往,保护你随时可以跟老板说再见,随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要有一点点钱,把这钱藏起来,保护你的自由。

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说,我一辈子的志愿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算了,我还有更高的更伟大的志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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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难过 – 刘心武

2018年1月20日 评论已被关闭

深夜里电话铃响。

是朋友的电话。

他说:“忍不住要给你打个电话。我忽然心里难过。非常非常难过。就是这样,没别的。”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我从困倦中清醒过来。忽然非常感动。

我也曾有这样的情况。静夜里,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涌上心头,那情绪确可称之为“难过”。

并非因为有什么亲友故去。

也不是自己遭到什么特别的不幸。

恰恰相反:也许刚好经历过一两桩好事快事。

却会无端地心里难过。

不是愤世嫉俗。不是愧悔羞赧。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悲悲戚戚。

是一种平静的难过。

但那难过深入骨髓。

静静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实体是独一无二的。不但不可能为最亲近最善意的他人所彻底了解,就是自己,又何尝真能把握那最隐秘的底蕴与玄机?

并且冷冷地意识到,自己对他人无论如何努力地去认识,到底也还是只近乎一个白痴。对由无数个他人组合而成的群体呢?简直不敢深想。

归纳,抽象,联想,推测,勉可应付白日的认知。但在静寂清凄的夜间,会忽然感到深深的落寞。

心里难过。

但,年年难过年年过。日子是没有感情的,它不接受感情,当然也就不为感情所动。

需要感情的是人。

人的情感首先应当赋予自己。唯有自身的情感丰富厚实了,方可分享与他人。

常在白日开怀大笑吗?

那种无端的大笑。

偶在静夜里心里难过吗?

那种无端的难过。

或者有一点儿“端”,但那大笑或难过的程度,都忽然达于那“端”外。

是一种活法。

把快乐渡给别人,算一种洒脱。

把难过宣示别人,则近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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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药 – 黑井千次

2018年1月18日 评论已被关闭

良子后悔当初不应该要孩子。但这样讲并不是说她从一开始就厌恶儿子。

当医生告诉她怀孕时,心中顿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激动。她的妊娠反应比别人时间长,在这个胖乎乎的儿子出生的那天早晨,她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为了全力抚育这个儿子,他们夫妇商定不再生第二胎。

早在上幼儿园之前,她就教儿子认字、学钢琴、学游泳、喜爱花草。在孩子上小学的同时,她又把他送进补习学校、英语会话教室,还请了老师教他绘画。她希望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兴趣广泛、聪明过人的美男子。

在儿子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被坏孩子引诱,到超级市场偷了一个红色洗脸盆,被当场抓住。

在五年级那年秋天,他和几个伙伴躲在厕所里吸雪茄烟,被老师发现。

六年级时开始喝酒,中午喝多了,在下午上课时大声唱歌,结果良子被叫到了学校。

他偷自行车、无证驾驶摩托车、在饭馆吃饭不付款就走、打架、骚扰女生,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这位小学生在这方面的所有才能,家长为此深为苦恼。

良子懊悔不已,早知道他这个样子,不生他有多好。她想,如果儿子不是一年年长大,叫人操心,而是一年年变小,成为一个可爱的婴儿该有多么幸福啊!

良子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一幅广告:敬告为孩子而苦恼的家长们。她按图索骥到了一家医院,对医生说:倘若这样继续下去,我也许会杀了他,我应该怎么办呢?

医生说,你放心吧,有一种神药已经问世,母亲早晚各吃一次,孩子一定会变小而且听话。医生边说边把用绿色胶囊裹着的药交给了良子。

这种药的疗效非常好。儿子一天比一天小,一天比一天可爱。良子欣喜若狂,一天晚上吃了两份药之后紧紧地抱着儿子睡着了。

半夜醒来,儿子不见了。她大吃一惊,急忙要起来,但发现肚子隆重起,身体沉重,行动不便。

这是怎么了?她感到惊惶,但又想,如果这种药对胎儿也有效,或许我还可以恢复婚前的身体,可以重新开始人生。她满怀希望地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医院。

医生看着良子的肚子说:这种药现在已经禁止制造,所以没有了。

良子惊惶不安地说:那我怎么办?

医生平静地答道:三周后是预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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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歌 – 梁文道

2018年1月17日 评论已被关闭

扭开收音机,才知道如今仍然有人透过电台点歌,一种多么古老的行为呀。在我成长的年代,很多同学听收音机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人点歌给自己。同时也急着拨打电话,希望能被接通,把自己想说的话和想让对方听到的歌传送出去,让那个夜里在桌前点灯做着功课或者正在读书的人听见。这叫做凭歌寄意。

以歌传情,是许多恋人都乐此不疲的动作。但是送一张唱片,传一首歌,与在电台点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于两人之间;后者却是公开的,所有听众都能分享。或者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却又是公开的,在私密与公开之间模糊而隐晦。

有时这是一种炫耀。就像有些小白领花去半个月的工资,在铜锣湾人流最密集的地方,登一天的液晶体大屏幕广告示爱;又如某知名富商,在畅销的报纸上买下整版的篇幅送给女明星来证明自己。他们相信如此敞露,最能感动对方。而且这也就等于宣告:我将,或者我已经,独占这个情人。爱情是盔甲上的纹饰,车头的标志,夸张地陈列人前。

可是还有一种情形,点歌的人不取真实姓名,也不张扬对方的名字,他只是用了一组只有彼此才能明白的昵称,甚至可能埋藏更深,干脆为自己改了一个根本无人识得的别号。此时恋人是冒险的,因为这首歌极有可能无法达成任何效果,犹如一封没有收件人地址的信,寄了,可是寄不到,混杂在满天乱飞的旋律之中,转瞬即逝。更何况我们的情人或许喜欢宁静,他永远不听收音机。如此点歌已经不是情意的传达,而是自恋的体现。

当恋人陶醉在这样的乐曲之中,他其实是在进行着一种复杂的诠释过程,不断在乐曲与个人经验之间来回修剪,好使其完全合模,化身成最私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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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米和焦屑 – 汪曾祺

2018年1月16日 评论已被关闭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也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执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作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

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了。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其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就的食品,叫做“焦屑”。糊锅巴磨成碎末,就是焦屑。我们那里,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铲出来,锅巴用小火烘焦,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焦屑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焦屑调匀后成糊状,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比炒面爽口。

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和焦屑,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充饥。这很有点像古代行军用的“糒”。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信念,大家都以为红十字会是哪一方的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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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人爱的男人 – 张小娴

2018年1月15日 评论已被关闭

从来没有光顾过这么“雅致”的的士。三十来岁的司机衣着整齐,精神爽利,与证件上的照片一样,不像大部分的的士司机,相片比真人至少年轻十多岁。车上的椅套光洁如新,车尾玻璃窗下面,放着一件叠好的风衣,数盒柠檬茶、菊花茶,几瓶矿泉水,还有香口珠,我差点以为是拿来卖给乘客的。

“是我太太放在这里的。夏天嘛,乘客口渴的话也可以用来解渴,随便喝,不收钱的。那件风衣是我的,我太太怕我晚上着凉。”司机说。

我留意到车上播放的歌曲,一首中文,一首英文,梅花间竹。

“我太太替我录的。”司机笑着说。

然后他又拿起一只透明的塑料水杯,里面装着淡黄色的饮品,跟我说:“这些薏米水是我太太煲给我喝的。”

他背后的女人把这辆的士布置成了一个家,用幸福和快乐包围着他。

原来任何一个男人,只要有一个女人爱他,他就变得金贵。

被人臭骂、被人奚落的男人往往会忍不住跟对方说:“我也是阿妈生的!”“我也是阿妈生的”和“我也有一个女人爱我”,应该同样金贵。

即使是多么不堪的男人,只要有一个女人爱他,也值得骄傲,也因此可以面对无情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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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未遂的贝多芬 – 梁文道

2018年1月9日 评论已被关闭

念研究院的时候常和一批男同学共听唱片谈音论乐,通宵达旦乐此不疲。其中一个最令我们困惑的问题,是女同学们听音乐的口味似乎与我们大有不同。我们认为瓦格纳的歌剧崇高雄壮,她们只觉冗长吵耳;我们听得激动非常的“爆棚”乐章,她们听了竟是呵欠连连。可是只要一放在我们心目中只是肤浅甜美的小品,女同学们却流露出心醉神迷的表情。因此我们只好作出结论,要找个懂得欣赏严肃音乐的女朋友实在太难了。

古典音乐向来被认为是一种很严肃很抽象的艺术。绘画、戏剧和小说尽管也可以非常虚幻,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它们里头指认出现实世界的相关物象:那儿有一朵花,这是间房子,莫不历历在目,贴身且亲切。但是你如何在交响曲中听出一座山峰的姿态,一个男子下跪的情景呢?严肃音乐之所以严肃,在于它严守17世纪以来成为西方主流的心物二元论,不只不能如民谣般让人闻之起舞,就算是被冠有“命运”之名的“标题音乐”,也听不出任何可与现实物质世界相对应的内容。

美国的苏珊·麦克拉里(Susan McClary)是这十几年来在音乐学界引起极大争议的人物,以至于北美部分院校的音乐系在招聘教师时必会询问应聘者对她的看法。因为她的一系列论著在挑战“古典音乐很唯心”这种常识之外,还回应了男女聆乐取向差异之谜。她最骇人听闻的一个论证是分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引入了情欲观点,说老贝在第四乐章呈现出一个强暴犯屡屡意图“闯关”,但又次次被拒绝否定之后,骤而愤怒爆发的暴力。这个说法把人人赞绝的《欢乐颂》转化成西方古典音乐里男性特质的终极代表。

骤听起来,荒谬无比,但细读她的著作,又不得不让人佩服她的过人洞见和细微分析。其实她这个论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几乎所有交响乐到最后总是越演越烈,速度加快至那不可避免的“高潮”之后,就一定“噔噔噔、噔噔”地结束。此“高潮”不仅字面上与性高潮相同,而且根本就是男性性高潮模式的音乐版本。我们知道男人的高潮的确就是在尽量延长动作时间之后的这么一下子,而女人却可以绵延不绝波浪连连。历史上数得出名字的作曲家尽是男性,少数女作曲家在雄性主导的乐坛里也只好跟随这个模式,表现不出阴性性高潮的作曲手法。难怪男人听得大呼过瘾的片段,女子却感到不大对劲。

苏珊·麦克拉里主要针对的是17世纪以降的调性音乐,她说:“某种音高上限巩固后,旋律动机开始顶着它推,好似它是可移动的障碍一般。随着挫折感越来越深,动机炮火的迫切性增高,它们行动的时距越来越短,直到它们终于带着射精般释放的一阵痉挛,成功冲破障碍。这种音乐形态显著出现于许多我们最爱的曲目中。”如此看来,音乐实在不是心灵艺术,而是非常肉体,还是个男人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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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过的男孩们都已老了 – 廖一梅

2018年1月8日 评论已被关闭

有那么几年,我常常在出租车里听到何勇的《钟鼓楼》:“我的家住在二环路的里边……”——那好像是“话说老北京”节目的片头曲,摇滚圈著名坏小子何勇的成名曲被出租司机们听熟了头几句,但他们不知道后面唱了些什么,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不知道他曾经的天才的表现欲,不知道他写过“我的舌头就是美味佳肴,任你品尝”,不知道只要是他出现的场合便要疯狂起来乱作一团,不知道他后来不再唱歌说不想被人利用,不知道他后来得了抑郁症差点烧了家里的房子,不知道他进了医院,不知道他因为吃药而变胖。

我看着身边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在街头大声唱歌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我那曾经是著名愤青的丈夫,在毕业后还被学校给了记过处分,被师长们视为捣蛋份子,现在也稳重、宽容,是受人尊敬的导演,被人称为“老师”,懂得以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

现代社会把庸俗生活变成制度,变成时尚,变成广告牌上的美丽画片,我们都曾是不想遵守这个制度的人,但我们已倦于叫喊。

窦唯烧车的事,勾起了我丈夫的愤青情结,把手里的报纸晃得“哗哗”响,大声地宣称:“音乐圈的人组织签名声援了吗?为什么不?”现在不再有愤青了,大家都很冷静理智地谈论着一个人的不理智,崔健发表的声明是经过律师修改的,措辞十分主流,何勇也是。关于这件事大家已经谈论得太多,我不必再说什么了。

我们都喜欢窦唯,关于他的记忆与我们那热烈的青春有关,那个热爱摇滚,热爱激情,热爱梦想的时代,很多次不买门票混进酒吧,买不起一杯水但依然狂欢到深夜。窦唯唱歌,打鼓,那一份对自己的专注一直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还有一种北京男孩特有的清高和不驯。“黑豹”时期的歌大家人人会唱,后来的《黑梦》也是人手一盘。

2000年,我给孟京辉写了电影剧本《像鸡毛一样飞》,那是关于一个诗人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我们都曾经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面对周遭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不适和无能为力,不知该固守自我,还是审时度势,站在永远的风口浪尖。电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修改,和一个个投资人交涉。当时一个风头正劲的外国制片人在和我们工作了一个冬天以后,要我们做出选择:或者按照他的意思再写一稿,或者另换一个题材。我和孟京辉考虑了两天,给了他一个他没有想到的回答:既不再写,也不换题材,再见。对于要拍这样一部电影的人,这应该是一个诚实的选择吧。对他说“再见”,可能是制片人到中国后没有经历过的事,他还特意请我们吃饭,希望再聊聊。饭桌上是尴尬的沉默,沉默的吃,沉默地分手。

2001年夏天,《像鸡毛一样飞》终于找到一个不要求我们作任何修改的投资人,孟京辉忙着物色演员。没有一个演员得到大家百分之百的认同,剧组讨论了很多天,不记得是谁提起窦唯,大家忽然豁然开朗——没有谁比窦唯更符合这个诗人的形象了。那时候,他已经离掉了那场著名的婚姻,泼过香港记者可乐,被告上法庭但拒绝道歉,他不再唱歌,他越来越沉默,“不一定”乐队在演出,我常常在下午看到他在后海的酒吧前浇花。

在一个傍晚,我们在后海找到窦唯,我们在紧挨银锭桥的一处桌边坐下,我给他讲《像鸡毛一样飞》的故事,孟京辉给他讲他的设想。他一直听着,一直沉默,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我们只说想请他作曲,他说他和“不一定”正要在全国的高校巡回演出,不知道时间可不可以。我们约好再联络,我和孟京辉都没有提希望他能出演的事,他的样子让我们觉得对他对我们这都是一件太难的事。

最终,出于可操作性,我们还是决定选择一个职业演员来担任男主角,我们选择了陈建斌。因为片中涉及一段戏仿的歌舞段落需要先期录音,同样出于可操作性,我们请了我们影片的录音师,“清醒”乐队的张阳担任作曲。窦唯没有再打过电话,我们也没有打,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没有表示什么,应该是兴趣不大。

影片已经要公映的时候,一天我偶然走过后海边的酒吧,窦唯从对面走来,在下班拥挤的人潮中,我们一晃而过,我疾步向前走,有人从后面叫我,窦唯从后面追了回来,问我道:“你们想让我作曲的那部电影怎么样了?”我当然的尴尬和不好意思是难以形容的,他不哼声,他沉默,他没打电话,但他并不是不感兴趣,他在等着呢!我语无伦次地回答了他,说电影已经要公映了,我甚至没向他道歉,也没请他看电影,我忽然变得像他一样不善言辞,我匆忙逃掉了。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后面几次遇到窦唯我都不好意思地躲开了。我觉得我做了不好的事,我在本来可以理解的时候,故意误解了他,或者说我不过是遵循了更公众的方式,这难道不是我在影片里写的故事吗?

在美容院和发型屋的八卦杂志上,我一次次地看到窦唯的消息,说他没钱,说他怎么潦倒,说他坏脾气,死不开口,他如此地沉默,希望简单地生活,他们还是不放过他。谁不放过他?娱乐记者?是那些藏在这些记者镜头后面的变得越来越功利、市侩、识事务、嘲笑他们不能理解的一切,只崇拜金钱和成功,并且希望人人都崇拜的公众。没有比娱乐一切的态度更无聊的事,娱乐甚至没有幽默感,对完全不可笑的事情津津乐道。

十二年以前,窦唯有一首歌叫《高级动物》,列举了人类的种种状态和恶习,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贪婪”、“嫉妒”、“无聊”后面还有“能说”这个词。“能说”对窦唯来说是一种罪吧,就像佛教所称的“妄语”,我们太多时候都在犯这种罪,而且还津津乐道。

窦唯在最后反复唱着:“幸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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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短跑运动员的孤独 – 渡边浩二

2018年1月4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仅仅是为了短跑而诞生的一位男子而已。从我诞生之日起,我的短跑命运就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千真万确、毋庸置疑。

我的父母曾是奥运会百米短跑冠军。

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他们。

父亲是我出生很久以前的那个时代的运动员。可是,他创造的世界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母亲是我出生数年前,在体坛上非常活跃的一位运动员。据说她刚过全盛时期就不幸死于非命。

不过,科学家成功地从母亲体内取出了仍存活的卵子,并作为政府的财产存入“卵子银行”。不久,遗传基因电脑管理系统发出了“可以结合”这样一条信息,即“具备了十分匹配的精子和卵子”。

也就是说:计算机把一直冷冻保存的父亲的精子和前不久登记的母亲的卵子的遗传基因数据计算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能够孕育出一个具有百米跑最佳素质的婴儿。

为了能创造出百米的最好成绩,计算机就理想的人体条件进行了数万个数据的模拟试验。如:最佳足长、肩宽、肌肉的成分与结构、动态视力等等,最后查明了究竟什么样的人种的遗传基因特性才能满足上述条件。

这种理想的遗传基因组合在资料情报中心终于凑齐了。

在符合“运动遗传基因保护法”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立即对其进行人工授精,然后由指定的女子来孕育、生产。

从那之后,我就在国家的设施中长大。至今,我摄取营养、排泄、生活周期等一切都在计算机的控制之下进行。

我是根据国家的体育政策而诞生的超级运动员,在短跑方面是完美无缺的。

我体能的高峰期与下次奥运会的举办时间正好相符。

当然,像前文所述的那样诞生长大的人并不仅仅我一人,本次奥运会就有许多这样的选手参加。如:身高三米的篮球运动员、体重三百公斤的无差别级摔跤运动员,或者脚像鱼鳍那样巨大而扁平的游泳运动员等。他们都像我一样,是通过遗传基因计算而培育出的试管婴儿。在奥运村,常常会因与形态怪异的人相遇而大吃一惊。奥运会眼看就要变成超人大会了。

然而,在这类运动员当中,有一个人却格外引人注目。

他的打扮很怪异:全身裹着黑披巾,头上也蒙着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

他经常与一个教练似的人在一起,从不到食堂与大家共同进餐,或是开开玩笑聊聊天什么的。我在走廊或院子里不时见到他,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总是扶住教练的肩膀,摇摇晃晃地走路。

据说他是东亚一个小国的短跑运动员,可奇怪的是,他从未到过训练场。我想:难道他得了连路都不能走的重病吗?倘若如此,为什么不去医院,而悠闲地待在奥运村里呢?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他:“您的腿是不是有什么病?”

“不是……”他的教练微笑着答道,“请您别太在意。因为他是克隆人,所以身体的形态有点变化。”

他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用那黑色头巾下闪光的眼睛瞥了我一眼。

身体的形态?

确实,克隆人有由于遗传基因的组合不同而身体发生异常变化的人,并且能在比赛中大显身手。比如:有的游泳运动员在水中能够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上了陆地却不能站直。

不过,他和我一样是短跑运动员,可为什么是这副怪样子?仿佛连走路的功能都要失去的身体,能跑得快吗?而且,他还把全身都遮掩起来……他究竟是什么种族的后代呢?

解开疑团的机会终于来了。

那是百米跑预选赛。我和他编在同一组,并且跑道紧挨着。他与往常一样,被教练搀扶着摇摇晃晃地来到起跑线,摆好了起跑姿势。

发令枪响了。

观众们顿时沸腾起来。我竭尽全力地奔跑,尚不知道沸腾的原因。可是不久,他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斜前方。

多么惊人的速度!一眨眼,我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咦?他正像动物似的手足并用地奔跑着!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大脑也仿佛麻木了。这时,我突然发现他的运动裤后面有什么东西露了出来。

是条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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