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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 的存档

赞美骨髓 – 蔡澜

2017年8月30日 评论已被关闭

小时候吃海南鸡饭,一碟之中,最好吃的部分并非鸡腿,而是斩断了骨头中的骨髓,颜色鲜红,吸啜之下,一小股美味的肥膏入口,仙人食物也。当今叫海南鸡饭,皆是去骨的。无他,骨髓已变得漆黑,别说胆固醇了,颜色已让人反胃。现杀的鸡,和雪藏的,最大的不同就是骨髓变黑,一看就分辨出来。

骨髓的营养,包括了肥油、铁质、磷和维他命A,还有微量的Thiamin和Niacin,都是对人体有益的。在早年,一剂最古老的英国药方,是用骨髓加了番红花打匀,直到像牛油那样澄黄,给营养不良的小孩吃。

在当今营养过剩的年代,一听到骨髓,就大叫胆固醇!怕怕,没人敢去碰。好在有这些人,肉贩都把骨头和骨髓免费赠送,让老饕得益。

凡是熬汤,少了骨头就不那么甜,味精除了用海藻制造之外,就是由骨头提炼出来的。

有次去匈牙利,喝到最鲜美的汤,用大量的牛腿骨和肉煮出。肉剁成丸,加了椰菜。以两个碟子上桌,一碟肉丸和蔬菜,一碟全是骨头。有七八管左右吧,抓起一根就那么吸,满嘴的骨髓。一连多枝骨,吃个过瘾,怕什么胆固醇?有些在骨头深处的吸不出,餐厅供应了一支特制的银匙,可以仔细挖出。这种匙子分长短两支,配合骨头的长度,做得非常精美,可在古董店买到。当今已变成了收藏品,有拍卖价值。

英国名店ST. John的招牌菜,也就是烤骨髓(Roasted Bone Marrow)。做法是这样的:先把牛大腿骨斩断,用水泡个十二至二十四小时,加盐,每回换水四至六次,令血液完全清除。烤炉调到450度或230度,把骨头水份烤干,打直排在碟中,再烤个十五至二十五分钟,即成。

起初炮制,也许会弄到骨髓完全跑掉,全碟是油,但做几次就上手。再怕做不好,入烤箱之前用面包糠把骨管塞住,骨髓便不会流出来。如果没有烤箱,另一种做法是用滚水炮制,煮个十五分钟即成,但较容易失败。

骨髓太腻,要用西洋芫荽中和。芫荽沙律是用扁叶芫荽,加芹菜、西洋小红葱,淋橄榄油、海盐和胡椒拌成,做法甚简单。把骨髓挖出来,和沙律一齐吃,或者涂在烤面包上面,但建议就那么吞进肚中,除了盐,什么都不加。

在法国普罗旺斯吃牛扒,也不像美国人那么没有文化,他们的牛扒薄薄一片,淋上各种酱汁。牛扒旁边有烤热的骨髓,吃一口肉,一口骨髓,才没那么单调。

意大利的名菜叫Osso Buco,前者是骨,后者是洞的意思。一定带有骨髓,最经典的是用茴香叶和血橙酱来炮制,叫Fennel & Blood Orange Sauce。

制法是先把小牛的大腿斩下最肥大的那块来,用绳子绑住,加茴香叶和刨下橙皮,放进烤箱烤四十五分钟,如果怕骨髓流走,可以在骨头下部塞一点剁碎的茴香叶。

羊的骨髓,味道更为纤细,带着羊肉独特的香气。最好是取羊颈。羊颈斩成八块,加洋葱、椰菜或其他香草,撒上海盐,烤也行,焗也行,羊颈肉最柔软,吸骨髓更是一绝。一样用羊颈,加上盐渍的小江鱼(Ahchovies)来炮制,更是惹味。和中国人的概念:“羊”加“鱼”得一个“鲜”,是异曲同工的。

印度人做的羊骨髓,是把整条羊腿熬了汤,用刀把肉刮下,剩下的骨头和骨边的肉拿去炒咖喱。咖喱是红色的,吸啜骨髓时吮得嘴边通红,像个吸血鬼。这种煮法在印度已难找,新加坡卖羊肉汤的小贩会做给你吃。

猪骨髓也好吃,但没有猪脑那么美味。点心之中,有牛骨髓或猪骨髓的做法,用豆豉蒸熟来吃,但总不及猪骨汤的。把骨头熬成浓汤,最后用吸管吸出脊椎骨中的髓。

鱼头中的鱼云和那啫喱状的部分,都应该属于骨髓的一部分,洋人都不懂其味,整个鱼头扔之。鱼死了不会摇头,但我们看到摇个不已。大鱼,如金枪,骨髓就很多,日本人不欣赏,中国台湾南部的东巷地方,餐厅里有一道鱼骨髓汤,是用当归炖出来,嚼脊椎旁的软骨,吸骨中的髓,美味非凡。

家中请客时,饭前的下酒菜,若用橄榄、薯仔片或花生,就非常单调,没有什么想象力。有什么比烤骨髓送酒更好的?做法很简单,到你相熟的冻肉店,把所有的牛腿骨都买下,只用关节处的头尾,一根骨锯两端,像两个杯子,关节处的骨头变成了杯底。这一来,骨髓一定不会流走,把骨杯整齐地排列在大碟中,撒上海盐,放进微波炉叮一叮。最多三至五分钟,一定焗得熟透。拿出来用古董银匙奉客,大家都会赞美你是一个一流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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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狗主义 – 韩少功

2017年8月29日 评论已被关闭

有一种说法,称国门打开,个人主义这类东西从西方国家传进来,正污染着我们的社会风气。这种说法其实有点可疑。我们大唐人的老祖宗在国门紧缩的朝代,是不是各个都不贪污、不盗窃、不走后门?那叫什么主义?

欧美国家确实以个人主义为主潮,让一些博爱而忧世的君子扼腕叹息,大呼精神危机。不过,这一般情形来说,大多数欧美人自利,同时辅以自尊;行个人主义,还是把自己看作人。比方说签合同守信用,不作伪证,不随地吐痰,有时候还跟着“票一票”绿色环保运动抗议核弹或热爱海鲸。欧美式个人主义我们尽可以看不起,但可惜的是,在我们周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签合同不守信用,是毫不犹豫地作伪证,是有痰偏往地毯上吐,是不吃国家珍稀动物就觉得宴席不够档次。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在干部的率领下制造假药——你说这叫什么主义?恐怕连个人主义也算不上,充其量只能叫“个狗主义”——不把别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

有些人一辈子想有钱,却没想怎么当一个有钱“人”。

人和狗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人活着不过就是饮食男女,那么狗也能够“食色性也”,并无差别。细想人与狗的不同,无非是人还多一点理智、道德、审美、社会理想等等。一句话,人多一点精神。西方的现代化绝不是一场狗们的纯物质运动,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到宗教改革,他们以几个世纪文化的精神准备来铺垫现代化,推动和塑造现代化。有些西方人即使沦为乞丐,也不失绅士派头的尊严或牛仔风度的侠义,这就足见他们的骨血中人文传统的深厚和强大。与此相反,我们的现代化则是在十年文化大破坏的废墟上开始的,在很多人那里,不仅毛泽东思想不那么香了,连仁义道德、因果报应也所剩无多,精神重建的任务更为艰巨。我们不常看到乞丐,但不时可以看到一些腰缠万贯者,专干制造假药之类的禽兽勾当。

没有一种精神的规范和秩序——哪怕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规范和秩序——势必侵蚀和瓦解法制,造成经济政治方面的动乱或乱动,就像打球没有规则,这场球最终是打不好的,打不下去的。以“社会”为主义的国家,欲昭公道和正义于世,理应比西方国家更具精神优势,能为经济建设提供更优质的精神能源——起码应少一些狗眼看人、狗胆包天、狗尾摇摇以邀宠之类的狗态。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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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爱人突然变成一个馒头 – 双喜

2017年8月28日 评论已被关闭

那么我首先要确定,我是把她当做一个馒头、还是继续当做一个人?

——出于延续下来的爱,我会把她始终当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但表达不出来的人。

我把她妥善的安放起来,绝对不能放在厨房、餐桌等地,以免她被人误食。同时我要通知全家人,从此以后家里除了她这个馒头,禁止出现任何馒头,以确保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她和其他馒头混淆。——这是保障她生命的必要牺牲。

保质同样是个大问题。馒头放个一两天没事,可是时间长了就会变质。为此,我要为她单独买一个冰箱,具有冷冻功能。馒头是不能冷藏的,不然会变成硬硬的一块石头,只能冷冻起来,等到节假日、庆典、旅游等需要带她出来时,再把她拿出来加热,就和新鲜的一样了。当然,这个冰箱从此以后也决不能放任何物品,因为要避免她沾染上食品乱七八糟的味道。

她是爱干净的人,即使变成了一个馒头,也一定要卫生和干净。我需要每天给她洗一个澡,用最好的面巾纸或者湿巾慢慢擦拭,小心不碰伤她的皮肤。馒头是脆弱的,外面薄薄一层面皮就是她唯一的屏障,因此一定要保护好。家里需要经常性的除虫,以防止她在我不知情的时候被虫咬。

至于她的校内、QQ、豆瓣,我会帮她继续打理,告知她的朋友们她旅游去了,而且恐怕一时半会回不来。不让别人知道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馒头,偶尔将以前旅游的照片重新贴到网上。我猜她绝对不希望曾经的好友得知她是一个馒头。

她变成了馒头,虽然我恐怕会很伤心,但是旅游的时候,却实实在在的比以前省下不少钱。例如住宿的话,我只需住青年旅社的床位即可,把她装在我精心挑选的柔软的口袋里放在枕边,依旧和她游历四方;在景点为她拍照,并请求路人给我们合照。

我在别人眼中,恐怕会变成一个疯子,无论去哪里,都要带着一个馒头,甚至景区的游客朋友都不愿意帮我们合照——而且没准,我会在网络上出名,名字也许是“馒头男”?因为我有一系列各个景区跟她——如今是一个馒头——合影;我手拿馒头,或快乐的拥抱,或兴奋的亲吻,对待馒头一如曾经的她。在别人眼中我因丧偶而疯狂,在我心中,我知晓我的最爱是一个馒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可以接受。

但我并不承认我因此从恋人变成了恋物。我爱的不是馒头,是她。但她现在变成了一个馒头,那我就将爱上她变化后的这个馒头。可我会不厌其烦的和父母解释,具有独立人格的话,无论是馒头还是什么,她都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

这样慢慢,我会养成善待每一个馒头的习惯,并且从来不吃馒头。我希望经过我身边的每个馒头都能得到也许以前未曾受到的关爱。闻着馒头的香味,我本能的张开大嘴,而在接触到她的时候,就将血盆大口化为一个小小的吻——这样慢慢的,我的伤心逐渐平复,我既习惯了照顾一个我珍爱的馒头,也习惯了平静的生活。

我希望能将和她一起出游的照片贴满一堵墙,即使一部分是正常的人,而另一部分是和馒头的合影。这样我感到内心宽慰,让我相信她从未走远,让我想起她过去的快乐。我愿用照相机记录下她所有的角度,用摄像机纪录和她一起值得珍藏的时刻,并用我的电脑写下每一篇关于馒头的日记。

我一直相信,某一天,当我醒来,身边的馒头已经变回了沉睡的她。我丝毫不会大惊小怪,轻轻的帮她拉上被子,蹑手蹑脚的起床拿起相机,再躺回床上给她拍照。我想,她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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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记忆 – 奥罕.帕慕克

2017年8月25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一直相信,每一座伟大的城市都需要一个伟大的作家去写出它的灵魂和故事,真正让我们能够把握这座城市的本质。比如说都柏林有乔艾斯,布拉格有卡夫卡,里斯本有佩索,北京有老舍,上海有张爱玲,巴黎、伦敦、纽约,这些灿烂光辉的大都会,有更多的作家去写它们的故事。

而伊斯坦布尔,终于现在它有了属于它的奥罕.帕幕克。奥罕.帕幕克就是去年(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这位土耳其作家,写了非常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作品。最近有本书,很多人也开始在看,就是《伊斯坦布尔》。

关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它曾经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曾经是鄂图慢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今天它也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大城市。这么一个千年古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该怎么去把握它,怎么去认识它?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败落的,已经失去了大都会光芒的一座城市。对于这种前朝帝都,我向来有一种很深的向往和迷恋。我总觉得走在一个已经逝去的王朝,曾经辉煌过的首都里面,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你觉得一切的光荣,一切的辉煌都属于过去,而它们留下的只是阴影,就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面。

奥罕.帕幕克,这位土耳其伟大的作家,他掌握到的伊斯坦布尔,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一种光辉不再的状态,而这样的状态,他把它叫做呼愁(土耳其语,忧伤之意)。什么叫呼愁呢?呼愁其实是土耳其文,原来是来自伊斯兰教里面的一种观念,意思就是跟真主脱离了关系的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你可以把它想的不一定跟宗教有关,跟神学有关。它其实也代表的是集体,是社会,一个城市群体,甚至一个民族群体,觉得对于群体目标再也不明确,跟它失去关系了,好象每个人都该带着一种很忧伤的失落感。而这种失落感不是个人的,是群体的,那么这就是它跟忧伤最不一样的地方了。

帕幕克怎么去写伊斯坦布尔的这种忧伤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觉得很好玩。他引述了一些不同的作家,把他们拼凑起来,就说,这个世界上面有些城市,也是千年古城,但是这些城市的居民会觉得现在自己生活仍然很好,自己的城市仍然很兴旺很发达,所以他非常骄傲和自信。比如说像瑞士的日内瓦,如果你在日尔瓦的街上面问路的时候,日内瓦的居民会这样子跟你形容。就说,来,先生,你直走,看到一条青红色的漂亮的路灯,旁边就是那座壮观美丽的喷泉。过了那个喷泉之后再右走如何如何,是这样子来形容的。换句话说,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会形容自己的路灯、喷泉是壮观的,美丽的,优雅的。

换作一个伊斯坦布尔的人会怎么跟你指路呢?就是,先生,你往前直走,你看到那座帕下的王邸。帕下是什么?就是以前的鄂图慢土耳其帝国的王公贵族,那些大臣他们住的房子。经过那栋房子,那栋房子已经烂了。再转过去,看到一片颓桓败瓦,那个破屋子,往直走就是了,你就感觉到这个城市充满了废墟。但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废墟讲的还不是一种固体上的建筑物,而是种心理上的废墟。他用了非常长的一大段文字来形容这种废墟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叫做呼愁(土耳其语,忧伤之意)。

他描述出来的伊斯坦布尔不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大都会,而是一片隔着雾水的玻璃看出去的这么一个幽暗的,忧伤的一个城市,看到的景象总是黑白的。但这个城市在他的笔下却变得更加迷人了。很多人觉得,土耳其人都觉得这个奥罕.帕幕克有时候丑化了他们的国家,特别强调了一些政治上面,比如说土耳其政治曾经屠杀库尔德人,那么他很勇敢的写了出来。

所以当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很多人就去问土耳其政府,说你们曾经控告过这个作家,说他侮辱了你们国家,损坏了国家的尊严。他如今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了,你们怎么看呢?结果土耳其的文化部的副部长出来说了一番很得体的话。他说,众所周知,每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都会关于他的国家的政治状况,说出一番很重要的话。我们不介意他曾经说过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现在是我们土耳其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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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不知的人生 – 刘墉

2017年8月23日 评论已被关闭

一盏一直亮着的灯,你不会去注意,但是如果它一亮一灭,你就会注意到。

每天吃饭、睡觉、上学、上班,你不会觉得自己幸福,但是当有一天你遭遇了大病、失业、失学、失亲,然后,事情过了,你突然对眼前的一切特别珍视。你觉得太感谢老天,觉得老天太厚待自己,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这就叫“人在福中不知福”,只有当某一天,把你拉出福去,你才懂得。

有一首流行老歌《思念总在分手后》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两个人天天在一起,越来越觉得平淡,直到厌了、分了,才突然发觉“过去的深情”。

工作也一样。你会发现许多人有着令大家羡慕的工作,但是某一天,他居然辞了职。

最后,他另找工作,却再也找不到像过去那么好的。

你可以猜:那时候,他一定会偷偷后悔。

问题是——这是人性。

人天生就喜欢冒险、喜欢新奇、喜欢云霄飞车的感觉,也可以说人天生就不喜欢“过度的平静”。

所以,你处在一个隔音室里,四周一点点声音都没有,你不见得感觉宁静,你反而会听到一种近乎耳鸣的喧哗声从你身体里面发出。相反,如果你置身在森林,有竹韵、松涛、鸟啭、虫鸣、水流,你却觉得宁静极了。

人不能长处在平静之中,太平静、太没变化,会使人不安,甚至发疯。

于是聪明的医生,当你没病找病,去找他诉苦的时候,即使他一眼就看出你没毛病,也会细细地听听、打打、敲敲、压压,再神情严肃地开几味药(天知道!可能只是维生素、镇静剂),又叮嘱你“过两个星期再来”。

两个星期之后,你又去了,他再细细检查,笑说有进步,又开药,又要你隔周再来。

你又去了,他检查、再检查,拍拍你的肩:“恭喜你,病全好了。”你岂不是感激涕零,要谢谢他这位神医吗?

懂得经营大企业的老板,绝不提早发布“今年会发多少年终奖金”的消息,因为当你这么一说,就变成了“当然”,你当然得信守诺言,当然得“如数发给”。

于是,从你这么一说,你就欠员工的。

反而是,你可以先放空气,说今年的景气不好,怕发不出来,甚至有可能裁员。于是人心惶惶,员工非但不再指望发多少年终奖金,而是生怕自己被裁。

结果,当你不但不裁员,反而说“亏损由我吃下,员工福利不可少”,而再多多少少发了些奖金时,你得到的是掌声,是感谢,是坐云霄飞车,吓得半死之后终于到站的笑容。你很高明!对不对?

这就是人性!人性多么可悲啊,人居然像猴子,由“朝三暮四”,换成“朝四暮三”,换汤不换药,猴子就会高兴。

问题是,作为人,如果没点儿合理与不合理的变化,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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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求多福 – 梁文道

2017年8月22日 评论已被关闭

你见过自己带筷子去吃饭的人吗?坦白说,当我第一回遇到同桌这么干的时候,我还真为他感到尴尬,因为我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不信任那家餐馆的清洁程度,就像我们平常在露天大排档先把刀叉泡在热水里的做法一样,要用自力救助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健康。然后我就为自己感到羞愧了,原来是我小人之心,人家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地球。朋友详细举证,说明免洗木筷的数量已经严重威胁到全球森林的生存;自携匙筷,多少算是为环保尽一分绵力。

从拒吃鱼翅和鹅肝开始,一直到购买“可持续发展鱼”与公平贸易有机农产,这个世界上有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日常饮食实在不只是美味和营养的事,它更是一连串非常广泛的伦理和政治的议题,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饮食社会运动在这十来年间大量爆发。这些运动可爱的地方在于它们用不着参与者上街示威,用不着大家愤怒挥拳;我们只需持之以恒地看顾好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就行了,真真正正做到了“日常即政治”的新社运格言。

在中国,你不必自己带筷子,但你一定要自己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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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 – 吴念真

2017年8月21日 评论已被关闭

他父亲在乡下当了一辈子的医生,一直到七十五岁才慢慢退休。

退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健保之后,村里的人不管大小病都宁愿跑去邻近的大医院挤,加上人口外移以及老病人逐渐凋零。

母亲常开玩笑说父亲现在的病人只剩下他自己,病症是自闭、不出门、不讲话,唯一的活动是自己跟自己下围棋。

从小他父亲就期待孩子们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当医生,但三个小孩都让他失望:弟弟从小学钢琴,不过后来也没变成演奏家,现在是录音室老板,每天听别人演奏。

妹妹念传播,当过一阵子电视记者,和企业家第二代结婚,然后离婚,用赡养费经营了一家双语幼稚园。

父亲曾经抱怨说,都是他这个长子坏榜样,高中分组的时候不管父亲怎么威胁利诱,他还是坚持念文科,之后进报社,职位起起落落,直到现在看着报业飘飘摇摇。

母亲曾经跟他们说,其实父亲最常抱怨的理由是:这三个小孩所做的事都“对咱庄头没帮助”。

不过,几十年过去,那样的抱怨倒是慢慢地少了,更意外的是,当他的儿子竟然选择医科并且高分考上时,父亲不但没有惊喜,反而淡淡地说:“傻孩子,这个时代才选这款艰苦头路”。

除夕那天,母亲口中“三个台北分公司”的三家人陆续在黄昏之前回到老家。妹妹、两个儿媳妇加上几个孙女几乎把厨房挤爆,她们全在那儿凑手脚,一边听母亲讲之前和父亲搭邮轮去阿拉斯加旅行的见闻。弟弟则在客厅帮那台老钢琴调音,丁丁冬冬地,那是他每年过年回家固定的仪式,其他几个半大不小的男生则歪在老沙发和祖父的看诊椅上看漫画、玩电动。

父亲仿佛跟家人完全搭不上边似的在二楼阳台搬弄他的兰花。他隔着纱门看着父亲已然苍老的身影,他的背都驼了,连步子也迈不开。

当他把威士忌递给父亲要他休息一下时,父亲只是笑眯眯地接过杯子。他跟父亲说大儿子得值班,初一晚上才会回来跟他拜年,父亲也只是说:“住院医师……若苦役咧,大大小小事情做不完……”隔了好久才又问说:“回来时……高速公路有没塞车?”

“没呢。”他说。

然后两个人就都沉默地望向过去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而今却四处耸立起别墅型农舍的田野。

暮色逐渐笼罩,他不经意地转头看向父亲时,没想到父亲也正好转过头来,静静地啜了一口酒之后仿佛很努力地在找话题,最后终于问说:“回来时……高速公路有没塞车?”

“没呢。”他依然这么回答他。

团圆饭后发红包,孙子们发现阿公留给医生哥哥的红包是他们的两倍厚,大家起哄说阿公偏心,已经五六杯水割威士忌下肚,整个脸红通通的父亲笑笑地说:“哥哥当医生最辛苦啊,他是在顾别人呢,啊你们都只需要顾好自己就好。”

父亲习惯睡前泡澡,那时候所有人都挤在二楼的和室陪阿嬷聊天、捡红点,泡完澡的父亲忽然笑眯眯地拉开纸门说:“你们累了就先去睡,等贺正的时间到了,我才叫你们。”

所有人忽然安静下来,因为父亲的表情好像还有话要讲,等了好久好久之后他才有点腼腆地说:“看大家这么快乐,阿公也好快乐。”

他说:那是父亲这辈子最感性,却也是最后的一句话。

当他们听到贺正的鞭炮声已经远远近近响成一片,而父亲竟然还没有上楼叫他们时,才发现父亲舒服地斜躺在沙发上永远地睡着了。

他的表情好像带着微笑,电视没关,NHK交响乐正在演奏的正是父亲往昔结束看诊之后,习惯配着一小杯威士忌眯着眼睛听的乐曲,韦瓦第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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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 莫言

2017年8月18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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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小鬼 – 三毛

2017年8月17日 评论已被关闭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捱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了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

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给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的交回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叠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着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的写了又写。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按红票子——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的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的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胀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象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的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了一支热度计在甩。我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着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给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乐,每个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总是说,多念要收钱,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毛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头看得起劲。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两毛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了火焰山。平日大弟绝不给,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西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说是红楼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换睡衣,睡衣没有口袭,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得?书包里不能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又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在一旁看。抽屉更不能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是太少了。既然姐姐说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找?姐姐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块钱,叫她找九毛来可以开讲恋爱了。她疑疑惑惑的问我:“你哪来一块钱?”我又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其实那是整张五块的,拿出来就露了破绽。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着去看了医生。据母亲说给医生的病况是:一天都脸红,烦躁,不肯讲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也没有发烧,只说早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的哭,脸通红的,哭了一会儿,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着在给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五块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父亲在客厅坐着。

我赤着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的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的松了口气。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不吃下这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的对着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了。“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我吃了饭,背好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着:“妈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吧!找到了就好。”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的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的跑出门去,忘了说再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管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块钱,自己记帐,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说慢慢吃之类的话。我快速的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将它们贴在玻璃窗上等着干。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的度过。

等到我长大以后,跟母亲说起偷钱的事,她笑说她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后来没有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着说着,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原来都偷过钱,也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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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书 – 韩少功

2017年8月16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连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它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远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在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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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带油上餐馆 – 梁文道

2017年8月14日 评论已被关闭

近年来每逢入冬,北京和上海这些繁华地就一定有些朋友到处送腊肉腊肠,而且特别声明是自家养自己做,格外健康。当然啦,这批人很忙,又住在城里,不大可能真的自己动手辟建猪栏。所谓自己养猪,就是把挑好的乳猪送到农村,雇一家人看管养大,指定饲料,不加激素,到了冬日再宰了取肉灌肠。这么做不止保证口味合意,更能确定肉是好肉绝无添加。他们说,现在市面上的猪哪一头不灌水不打针?哪一个畜场不在饲料里头下药?尤其腊肉之类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夹杂了什么玩意。

再发展下去,便开始有人圈地种菜了,因为他们连街上卖的蔬菜都信不过。而且,对于一些工作压力过大的高端白领来说,趁着周末全家人开车去市郊的农地里稍事劳动,也不啻是一个回归田园亲近泥土的纾神妙法。

国势昌隆,于是中国可以不高兴;食品有毒,于是中国人又可以务农了。表面上看,这两端似乎十分矛盾;但要是照清末知识界流行的那种国民体质决定国家命运的学说看来,百姓天天服毒其实又颇有助于盛世的开展。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喝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长大,平常吃的是假鸡蛋与实质上形同巨型避孕药的水产鱼鲜,后来又打污染过的疫苗针,居然还有十三亿人熬了过来,迈步走向小康社会,这该是个多么百毒不侵多么可怕的民族呀!古时候的斯巴达人把小孩扔到旷野,没被狼啃掉的才能回来当战士。如今的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活在剧毒的温室,不看有害精神的谷歌,却以艰苦的环境锻炼出最强健的体魄最纯正的人格。我估计未来要是发生核大战,地表上唯一能够存活下来的动物大概就只有中国人和蟑螂了。

可惜我那些朋友目光短浅,看不到光辉灿烂的未来,只见恶心腐臭的今天;不顾大局,专爱小我,竟然试图把自己的食物供应链从整个社会上切割开来。然而,天网恢恢,虽疏而不漏,千算万算他们大概也算不到原来连炒菜用的油也是“地沟油”吧。

谈到“地沟油”,查一查“维基百科”,可知它的生产方法是:“从餐厨垃圾坑渠内捞取状似稀糊油膏状物,经过滤、沉淀、加热蒸发分离为成品地沟油,或将劣质、过期、腐败了的动物皮、肉、内脏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后生成油脂,一部分流入食用油市场变身成为清亮的‘食用油’”(我尤其喜欢‘膏状物’三字,描写得非常传神)。除此之外,它还有几个表兄弟:“馊水油是将宾馆、酒楼的剩饭、剩菜(通称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出的油。而重复使用变质的食用油,称为‘回锅油’或‘万年油’。某些不法餐馆、酒店或其他公共餐饮场所将客人留下的剩菜经过回收后,称为‘口水油’。”

真是无所逃于天地间呀,这几种油看起来闻起来几乎完全正常,而且价格低廉,所以深受广大餐饮业者的欢迎;根据最近向媒体爆料的武汉工业学院教授何东平所说,你在外面平均吃十顿饭就有一顿会吃到地沟油。特别是川菜湘菜这些用油量大的菜系,内行人都晓得“地沟油”早就不是什么行业机密了。我去阿里巴巴随便输入“地沟油”,兜售相关设备的工厂就超过两百家,这些年国人口味愈来愈重,川湘菜馆开得到处都是,就连菜式一向清淡的福建人广东人夜里也都跑去水煮鱼酸辣锅,恐怕就和地沟油这些新种食材有因果关系。

后来听说何东平教授受到压力,被逼改口,表示“地沟油”其实没有他本来说得那么严重。究竟是谁在施压?为什么施压?我想那些人一定是有心人,为了大家好,不希望人民从此怕了“地沟油”;毕竟这也是我国强种大业的一部分呀。

至于那些胆小怕事的家伙,听说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带油上馆子了。或许可称之为“自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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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身主义 – 刘瑜

2017年8月10日 评论已被关闭

任何主张,加上的“主义”这个后缀,就变得恐怖。因为恐怖,人们就避而远之。比如“女权主义”,谁敢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呢?那简直等于宣布自己长相恐怖性情变态脾气乖戾。又比如“环保主义”,保护环境,自然是好的,可是要上升到主义的高度,这个这个,有专家出来说了,还是要“以人为本”嘛。

大多数人不喜欢强烈的主张,何况是强烈成主义的主张。我也是最近才突破了“主义”这个词的反动外壳,开始打量独身状态里的种种诱惑。那次和西影坐在商场门口的长椅上八卦。她结婚几年了,所以我们自然谈到了她的造baby计划。

唉,我现在很自私,她说,想到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不甘心,所以暂时不想要孩子。

其实我比你更自私,我就势承认,也是因为不想把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连婚都不愿结。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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