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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 的存档

机舱里的钟声 – 希区柯克

2016年10月28日 评论已被关闭

从明尼苏达州杜鲁门城飞往华盛顿的班机上,坐在我旁边靠窗座位上的那个大高个子,看着手腕上的表说:“七点十分,托尼,我们已飞一半路了,假如我逃亡海外的话,他们会认为我不回来了。”

“山姆,你不是在逃亡。”我说。

他微微一笑,赞同地说:“对,我不是在逃亡。”

就从那时候起,从头顶传来“滴答,滴答”的声音。

山姆的两眼瞪大,他长期处于恐怖之中,一听到这滴答声,立即目瞪口呆,一只手紧紧抓住我们座位间的扶手。

我明白他恐怖的原因,这是定时炸弹的定时装置的声音。

他惊恐地望着我,好像我能保护他。

我十分镇静地站起来,但是心却在怦怦乱跳。我看到山姆头上行李架上的公文包。它不是山姆的,他的皮包正在身旁,印有名字编写。

滴答声来自那只没有记号的皮包。它的声音很响,也许是我个人的幻想。它的声音像打鼓,每一声似乎都要毁掉我的生命及飞机上其他四十几个无辜的生命。

我看看那只公文包,没敢碰它。没错,是定时装置,但谁能说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装置?也许把它取下就会爆炸。

一分钟过去了,山姆问:“找到没有?”

我无言以对。一个小男孩在山姆前面的座位中十分不安,他说:“妈妈,我听到时钟声。”

一位空中小姐端着一只盘子走过来,她停在我座位旁边的走道上,侧耳倾听。“那是你的吗?”她的微笑是牵强的,“我想里面是一只钟吧?”

“那不是我的。”我挤向她,贴近她耳朵,轻轻说,“小姐,它可能是一只炸弹,坐在窗边的是山姆。”

她听了我的话后急忙走向驾驶舱。山姆看了看我。一会儿,从麦克风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机长,十七号座位上头那个没有标签的皮包,不论是谁的,请声明……”

那滴答声在我耳里如打鼓般响。乘客的脸全转向我们。机舱内有谈话声,但是没有人承认那只公文包。

山姆的额头上出现了豆大的汗珠,他说:“该死,它什么时候爆炸?”

机长出来了。他非常镇静,不动声色。他瞧瞧公文包,注意地听听,通道那头有位男士站起来和他说话。“请坐下。”机长说。

突然有个人说:“炸弹!”

乘客们都站起来,向前舱和后舱乱跑。

纷乱中,我迅速告诉机长说:“我叫托尼,是私人侦探,我正带这位山姆到华盛顿去作证,假如他能够证明塔克兄弟帮在中西部的所作所为的话,就会消除一个犯罪集团。”

“我们可以把它丢出门外。”机长说。

“那机舱能保持正常的压力吗?”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装置,改变压力可能会引发炸弹爆炸。”

机长点点头,他抬高声音,大叫:“诸位请各归原座,假如我们能紧急降落……”他头一次表现出惊慌,“天哪,等一等。”他看看手表,“七点十九分。”自从滴答声开始,已过去几分钟。

“我们需要的是四千米的跑道。在新阿巴尼附近有一个小机场……”

他向驾驶舱冲去。几秒钟后,我们系上安全带,飞机准备紧急降落。

庞大的飞机俯冲着滑翔,发出很大的声响。

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风向塔,两个小小的孤寂的棚子,三辆闪闪发亮的汽车等候在跑道边。

那三辆黑色汽车在等什么?

我觉得面部肌肉僵硬,傻兮兮地冲山姆笑着。他皱着眉看着我,同时抹抹额头的汗水。

我越过他的头,伸手取下那只公文包,他吃了一惊,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挟着公文包,来到驾驶舱。

副驾驶在驾驶飞机,机长看看我和公文包:“你疯了吗?”

“我差点成了傻子。”我说。

飞机正在滑落。

“马上飞离机场。”我说。

那位副驾驶不理我。

此刻,我做了推一能使他们听话的事,我举起手中的公文包,要把它砸在机舱壁上。

机长伸手要抓我,但没抓住。我打开公文包,里面有一只静悄悄的小钟,还有一只噪音很大的钟。小钟牵动大钟,七点十分开始作响。

就是那样,没有炸弹。

“他们知道你们的一贯作风,”我说,“他们估计你们不敢去动那枚定时炸弹,假如你们听见它在七点十分开始响的话,你们就会在这里降落,那三辆汽车在这荒凉的机场停着,是在等候山姆。”我说,“现在请你们通知下面机场的人,通知警察逮捕他们。”

山姆按照规定的时间抵达华盛顿,并且由于他的作证,警方破获了一个犯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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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读书 – 梁实秋

2016年10月25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希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简,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钞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版、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物以希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一千六百余种,分为五十五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地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偕往,到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澒洞崩坼之声,山林窅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还是读书。

书,本身就有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稚晖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逸丛书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校勘上笺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确是无上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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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安静的夏天 – 余华

2016年10月20日 评论已被关闭

奥运会临近之时,天空上飞往北京的航班比以往舒服了很多,因为乘客减少了,这让我有些吃惊。其实在六月底,我在东京飞回北京的全日空航班上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只有一半的座位上坐着乘客。四天前我准备去一次南方,在网上订机票时又吃了一惊,机票的价格只是原价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三十。我想现在乘坐飞机可能更加舒服,问题是航班起飞的时间也不确定起来。七月底我在杭州飞回北京的航班上,舱门关闭后足足等了五个小时才起飞,说是空中管制。到北京后一位杭州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刚下飞机,他在电话里笑着说:“你买的是不到两个小时的机票,让你坐了七个小时,便宜你了。”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也多少表达了中国人的些许传统价值逻辑。

另外一位朋友比我晚一天从上海飞回北京,也是在飞机上度过了七八个小时,他乘坐的是大飞机,宽敞的头等舱里只有四个人,他前面的乘客将座椅放平后呼呼大睡了五个小时,飞机准备起飞时,空中小姐轻轻拍醒他,要他摇起座椅靠背,他睡意朦胧地以为是在桑拿浴室里,马上说:“噢,买单。”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头等舱的常客先生,往往也是夜晚桑拿里的常客先生。

回想起七年前北京申奥成功后举国欢庆的情景,此刻历历在目。七年来中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奥运的各项筹备工作之中,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满怀期待地度过这七个年头,人们都认为二○○八年八月的北京将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大街会像车站的候车室一样拥挤,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人都将纷纷来到北京。机票都是原价,而且很难购买;宾馆爆满,价格会一涨再涨,于是出租自己的住房给外国和外地游客成为一些人的美好想法,这些人相信这一个月的租金会超过平常一年的租金,有些房东不惜代价,以补钱的方式赶走原来的租户,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出钱更多的游客。

这时候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突然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很多中国人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达尔富尔,至于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中国人无暇顾及,他们把批评的声音倾泻到斯皮尔伯格一个人身上,然后又觉得斯皮尔伯格的举动其实是泥鳅掀不起大浪,不必认真。

事实上达尔富尔种族冲突二○○三年就爆发了,西方媒体宣称有二十万土著人被杀害,超过两百万人背井离乡。我个人很难相信这样的数字,达尔富尔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口不会超过七个,在人烟如此稀少之地杀害二十万人,这个数字确实令人怀疑。但是西方媒体众口一词,这个数字在西方也就成为了事实。

由于过度放牧,造成达尔富尔地区土地沙漠化,但是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争夺,是达尔富尔危机的起源。人道主义危机爆发后,外国公司纷纷撤离达尔富尔,中石油这样的巨无霸中国企业乘机而入,再加上中国与苏丹的传统关系,中国在西方媒体中成为了替罪羊。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在西方已经沸沸扬扬了几年,可是在中国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相关的信息,直到斯皮尔伯格的突然辞任,其实他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压力,普通的中国人才开始知道达尔富尔。北京奥运会自然成为了西方一些人权组织的目标,他们宣称要在奥运会期间组织一个多达十万人的达尔富尔代表团,在八月的北京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

就在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达尔富尔问题的严重性时,三月中旬拉萨爆发了骚乱,接着四月时祥云火炬传递在巴黎被抢,在旧金山临时改道。也是四月,藏青会主席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公然宣称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制造人体炸弹事件。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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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 – 冯唐

2016年10月19日 评论已被关闭

在路上的兄弟姐妹们:

见信好。

我在三十岁前几乎没有离开北京城,在三十岁后几乎没在一个城市连续待过一周。在三十岁之后的近十年,飞了接近小两百万公里,去过近百个城市。如果按照宋朝的能耗标准,我完成了近两百个读书人一生中行万里路的理想,消耗了临安一个街区里所有人一百年消耗的能量。我老妈知道飞国航一百万定级里程之后,就能拿终身白金卡,每次见我,总问我,快到一百万了吗?我说,一百万又如何呢?我老妈说,牛逼啊,终身白金卡了呢。我说,你什么时候百年啊,你百年之后又如何呢?你百年之后牛在哪里?逼在哪里?我老妈说,你咒我死啊,你妈。

从小被灌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似乎这之后,你就懂得了世间绝大部分的道理。飞了近两百万公里之后,我猛一想,于法,实在无所得。如果哪天飞机失事,或许腰间盘、椎间盘、颈5和颈6等处的增生烧不寂灭,鱼目一样,晶晶亮,号称舍利子。撇开心灵,肉体如何在路上,倒是有些心得,和各位分享。完全个人经验之谈,没有科学根据。

第一注意,水。在路上,少吃一些问题不大,但是一定要多喝水,多喝热水。人类的膀胱设计得比鸟类的大很多,但是也不是用来取代厕所的。别嫌麻烦,多上厕所,然后再多喝水。别嫌路上的厕所脏,上脏厕所比憋着的好处大很多。过机场安检之后买瓶水,别买越喝越渴的饮料。飞机平飞之后和餐饮服务之前,有十几分钟的空档,抓紧上厕所,省得餐车出来之后不方便,省得全飞机的人都吃喝完了之后排队等厕所。我老妈说我念了八年医,只会说:少着急,多喝水,多休息。有一次,她叫嚣有病去见我导师,我导师和她说的也是这九个字。

第二注意,火。在路上,火通常是以酒和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原来一直纳闷,为什么中华民族这么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民族会造出白酒这种这么不温良恭俭让的变态东西?后来渐渐明白了,就是因为人们内心的禽兽被温良恭俭让封堵得太长太狠,没有某种变态凶狠的东西扯脱,禽兽死活不出来,没气氛,不成事儿。变态凶狠的事物,往往有副作用。肝损伤,不可逆转。听上去像废话,但是能少喝就少喝点。至少做到,不是不得不喝的时候,不喝。别看到花生米和拍黄瓜,就觉得杯子里少了些什么,饭饱了,好像什么没足。其次,少吃辛辣。在路上,水煮鱼吃多了,王老吉保不住你第二天屁眼不炙热。肚子闹起来,找厕所的压力比喝多了水要大多了,这种情况,膀胱帮不上你。

第三注意,木。人如草木,在路上的时候,往往动摇了根本,比平时脆弱。注意防风。随身包里放个羊绒瓜皮帽,在飞机上睡觉时戴上。春夏两季,拉杆箱里带件纯棉的长袖,秋冬两季,带件纯羊绒的长袖,最好高领,最好连着帽子,上飞机穿上。热裤短裙还是在街上溜达时候穿吧。如果实在想在飞机上穿,上了飞机马上就要条毯子。通常飞机不会为每个乘客都准备一条毛毯的,先要先得。在路上容易兴奋,床和平时熟悉的不一样,容易睡不着。正经活儿干完之后,别开电视,别给所在城市的老暧昧、老相好去电话,热水泡个脚,做做肢体伸展运动,念念诗,念念经,困了就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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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问题 – 胡适

2016年10月17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本没有预备讲这个题目,到安庆后,有一部分人要求讲这个,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临时加入了。

人类有一种“半身不遂”的病,在中风之后,有一部分麻木不仁;这种人一半失了作用,是很可怜的。诸位!我们社会上也害了这“半身不遂”的病几千年了,我们是否应当加以研究?

世界人类分男女两部,习惯上对于男子很发展,对于女子却剥夺她的自由,不准她发展,这就是社会的“半身不遂”的病。社会有了“半身不遂”的病,当然不是健全的社会了。女子问题发生,给我们一种觉悟,不再牺牲一半人生的天才自由,让女子本来有的天才,享受应有的权利,和男子共同担任社会的担子;使男子成一个健全的人,女子也成一个健全的人!于是社会便成了一个健全的社会!

我们以前从不将女子当做人:我们都以为她是父亲的女儿,以为她是丈夫的老婆,以为她是儿子的母亲;所以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话,从来总不认她是一个人!在历史上,只有孝女、贤女、烈女、贞女、节妇、慈母,却没有一个“女人”!诸位!在历史上也曾见过传记称女子是人的么?

研究女子教育是研究什么?——昔日提倡女子教育的,是提倡良妻贤母;须知道良妻贤母是“人”,无所谓“女子”的。女子愿做良妻贤母,便去做她的良妻贤母,假使女子不愿意做良妻贤母,依旧可以做她的人的。先定了这个目标,然后再说旁的。

女子问题可以分两部分讲:

(一)女子解放。

(二)女子改造。

解放一部分是消极的。解放中包含有与束缚对待的意思,所以是消极的。改造却是积极的。改造是研究如何使女子成为人,用何种方法使女子自由发展。

(一)女子解放。解放必定先有束缚。这有两种讲法:一是形体的,一是精神的。

先讲形体的解放。在从前男子拿玩物看待女子,女子便也以玩物自居;许多不自由的刑具,女子都取而加在自己身上,现在算是比较的少了。如缠足、穿耳朵、束胸……等等都是,可以算得形体上已解放了。这种不过谈女子解放中的初级。试问除了少数受过教育的女子而外,中国有多少女子不缠足?如果我们不能实行天足运动,我们就不配谈女子解放!——我来安庆的时候,所见的女子,大半是缠足;这可以用干涉、讲演种种方法禁止她们,我希望下次再来安庆的时候,见不着一个缠足女子!——再谈束胸,起初因为美观起见,并不问合卫生与否。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

次讲精神的解放。在解放上面,以精神解放最为重要。精神解放怎样讲?——就是几千年来,社会上男子用了许多方法压制女子,引诱女子,便是女子精神上的手镣脚铐。择几桩大的说:

第一,未讲之先,提出一个标准来,——标准就是“为什么?”——“女子不为后嗣”。中国古时候最重的是“有后”——女子不算——家中有财产,女儿不能承受;没有儿子的,一定去在弟兄的儿子中间找一个来承继受领。女子的不能为后嗣,大半为着经济缘故,所以应当从经济方面提倡独立。有一个人临死,分财产做三股,两个女儿得两股,一个侄子得一股,但是他的本家,还要打官司。这个观念如若不打破,对于经济,对于道德,都有极大的关系。还有“娶妾”。一个人年长了,没有儿子,大家便劝他娶妾,——就是他的夫人,也要劝他,不如此,人家便要说她不贤慧——请问这一种恶劣的行为,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再进一步说,既然同认女子是个人,又何以不能承受财产,不能为后?——这是应当打破的邪说之一!

第二,“女子贞操问题”。何谓贞操?——贞操是因男女间感情浓厚,不愿意再及于第三者身上。依新道德讲,男女都应当守贞操,历史上沿习却不然,男子可以嫖,可以纳妾;女子既不可以和人家通奸,反要受种种的限制,大概拿牌坊引诱,使女子守一个无爱情没有见过面的人,一部分女子,因而被他们引诱了。如此的社会,实在是杀人不抵命的东西!贞操实是双方男女共有的。我从前说:“男子嫖婊子,与女子和人通奸,是有同等的罪!”所以,“男子叫女子守节,女子也可以叫男子守节!男子如果可以讨姨太太,女子也就可以娶姨老爷!”谢太傅——谢安——晚年想纳妾,但他却怕老婆。他的朋友劝他,说公例可以纳妾;他的夫人在里面应道:“婆例不可!”——历来都用惯了“公例”,未常实行“婆例”。这种虚伪的贞操,委实可以打破。再简单说:“贞操是根据爱情的,是双方的!男子可以不守节,女子也可以不守节!”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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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临终前揭密的马克思 – 转载

2016年10月14日 评论已被关闭

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一辈子”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但他还没有发现一个连起码的报酬都没有的劳动者。而事实上,这样的劳动者倒是有的,不过既不在大英博物馆的档案里,也不在西里西亚的矿井和英格兰的纺织厂内,更不在他的《资本论》中,而就在他的家里。
每当马克思一家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和朋友们去伦敦郊区散步或郊游的时候,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仆。她挎着沉颠颠的装满食品的篮子,背着塞满杯盘碗盏的包裹,到了目的地还要张罗吃喝,收拾残汤剩羹。
她叫海伦-德穆特,马克思一家叫她琳衡。她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到马克思的丈人威斯特华伦家做佣人。到了燕妮出嫁的时候,她被当作陪嫁。马克思并没有拒绝这份活礼,而是照单全收。或许他认为雇佣劳动是万恶的,而无偿奉献则可以受之无愧。

马克思一家对这个女仆倒是十分信任,除了让她包下一日三餐和家常杂务,还把紧巴巴的财务交给她。于是琳蘅白天要操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晚上还要在灯下把一个铜板掰作两半。对主人的几个女儿她更是视同己出。

但是琳衡对马克思的奉献还超出了家务和财务。1850年,琳蘅怀孕了。马克思和燕妮之间于是爆发了可怕的争吵。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了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去承担这个责任。他需要为这个孩子说清来龙去脉,不能让人以为琳衡怀的是外面的野种,那样他倒是没了干系,但却有辱工人阶级导师的家风。因此频繁地出入他家门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理想的入选。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马克思当然不让这个私生子留在自己的家里,于是这个叫亨利的婴儿被送到一个工人家里寄养。后来小亨利倒是可以去探望自己的娘,只是不能走正门,而必须从厨房的边门进去。

恩格斯死在马克思之后。虽然在马克思的葬礼上,他把这个半辈子靠他的钱生活的思想家赞美成了完人,但对一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他患喉癌而死,临死前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那个男孩,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琳蘅死于1890年。她在马克思家里干了一辈子,到头来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是,连“雇佣劳动者”都不是。她的儿子后来倒是当了机修工,成了名副其实的雇佣劳动者。但他没有像他父亲严密推理的那样对革命有兴趣,而是改良主义工会的成员。

Haifu.org转载自http://bbs.tiexue.net/post2_3966919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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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遗言 – 黄灿然

2016年10月14日 评论已被关闭

历史上的伟人的临终遗言,除了少数例外,都想电话簿一样乏味和沉闷。无疑,我们期望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世界领导人留下隽语箴言,但是,他们往往扔下一两句陈词滥调就撒手而去。

话说回来,当临终者心中想着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例如地狱或难言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想榨取他们的真知灼见,是否太不公平了?难怪马克思临终时,管家问他有什么遗言,他说:“真啰嗦,滚开!没说够的傻瓜才有临终遗言!”

拜伦的临终遗言既缺乏想象力又不浪漫:“现在我要睡觉了,晚安!”歌德的临终遗言被修饰成:“更多的光!”其实,据说原话要啰嗦得多:“把第二扇窗打开,让多些光进来。”惠特曼最后的话粗犷有余,诗意不足:“扶我起来,我要拉屎。”酒店大亨希尔顿留给后代的话虽然与其身份颇相称,但未免太鸡毛蒜皮了:“记得把浴帘拉到浴缸内侧。”(拉到浴缸外侧水会流到地板上)

倒是一些小人物的临终遗言不乏风趣。才气不大的英国剧作家亨利阿瑟琼斯临终前被问到愿意让保姆还是侄女陪伴他,他答道:“漂亮些的那个,别争。”行刑队长问罪犯詹姆斯罗杰斯有什么要求,他答道:“那还用说,当然是防弹衣!”

伏尔泰果然好玩,他临终时被要求发誓跟魔鬼决裂,他答道:“现在哪有时间再树敌!”

Haifu.org摘自《格拉斯的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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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日 – 余华

2016年10月13日 评论已被关闭

今天是汶川地震的第一个哀悼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我住所楼下的街道上人群肃立,车辆排成长龙;我听到喇叭长鸣,还有阵阵汽笛声从电视里呼啸而出。

默哀之后,我重读了自己的旧作《夏季台风》。这部小说的写作开始于一九八九年夏天,完成于一九九○年冬天。

仿佛是故友重逢,亲切和陌生之感同时来到。这是一个有关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的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距离唐山千里之外的南方小镇。就像五月十二日下午汶川地震时,我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住所也摇晃起来,在住所安静以后,吊灯仍然在摇晃。我想,这就是影响。我在《夏季台风》里抹去了具体的地点,可是里面的感受全部来自于我十六岁时候的浙江海盐。现在我用四十八岁时汶川地震时的感受,重温了十六岁时唐山地震时的感受。影响就是这样,时间不能限制它,空间也不能限制它,它无处不在,而且随时出现。

《夏季台风》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地震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对地震恐惧的故事。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很多真实的记忆。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以后,我生活的海盐也发生了一次地震,于是人们纷纷露宿操场、空地和街边,那个夏天人人觉得唐山发生过的地震马上就要在海盐发生了。如同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由于当时信息的闭塞,只能依赖街头传言,唯一权威的声音来自县广播站的广播,可是我们县里广播站预报地震时的依据是来自邻县的广播,昨天刚说没有地震,今天又说有强力地震了。人们被县里的广播来回折腾,这个最具权威的声音到头来成为了最大的谣言中心。这个故事就是表达了这样的状态,人们在精疲力竭之后只剩下昏昏沉沉的状态。

哀悼日之后,恐惧和悲伤将会成为记忆。

Haifu.org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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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 余华

2016年10月12日 评论已被关闭

如果从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这六十年的社会变迁,那么家庭价值观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可以作为一条历史的分界线,显现出同一个国度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过去时代的中国,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是没有空间的,如果个人想要表达自我诉求,唯一的方式就是投身到集体的运动之中,比如“大跃进”和“文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个人的自我诉求必须和当时的社会准则或者说是政治标准完全一致,稍有偏差就会引来麻烦和厄运。用当时流行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汇集到社会主义的大江大河之中。

在那个时代,个人只能在家庭中拥有其真正的空间。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诉求作为独立的意义,只能在家庭生活中表达出来。因此当时的社会纽带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联结起来的,而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联结。可以这么说,家庭是当时社会生活里的最小单位。

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价值观在中国人这里曾经如此地重要,夫妻之间的不忠被视为大逆不道。当时的社会伦理会让婚外恋者遭受种种耻辱,比如剃成阴阳头的发型游街,甚至以流氓罪被判刑。“文革”期间,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夫妻相互揭发,父子反目屡有发生,不过这些事例只是出现在少数家庭,极大多数家庭则是空前团结。在当时外部环境的高压之下,人们十分珍惜家庭的内部生活,因为只剩下这一点点属于个人了。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渗透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同样翻天覆地地变化了。于是,过去的伦理道德逐渐缺失,利益和金钱的处世哲学替代了过去革命的处世哲学。过去有过一句著名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产义的苗。”今天的中国,已经让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我觉得草和苗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同一种植物了。

被压制已久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突然兴起,必然会冲击家庭价值观。其实,强调个人价值和遵守家庭价值之间本来不是矛盾,问题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短短三十多年,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一个人性压抑的时代来到了一个人性放荡的时代,从一个政治第一的时代来到了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过去,社会束缚的长期存在,让人们只能在家庭里感受到些许自由;今天,社会的束缚消失之后,曾经让人倍加珍惜的家庭自由突然间无足轻重了。如今婚外恋越来越普遍,已经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舞台,可以充分地秀自己之时,过去意义的家庭在今天完全改变了,或者说现在的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承载很多属于社会的功能。很多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珍惜家庭,因为他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了社会生活里,很少体现在家庭生活中。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的发展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狂奔,我们全体都在后面大汗淋漓地追赶,我们追赶的步伐常常跟不上发展的速度。展望今后的十年,我觉得,或者说我希望,我们发展的速度应该慢下来,这匹脱缰的野马应该跑累了,应该放慢脚步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个人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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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 – 李敖

2016年10月10日 评论已被关闭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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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哪个阶级? – D.H.劳伦斯

2016年10月9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觉得,眼下所有白人的世界里,社会阶级的鸿沟反倒比国家间的鸿沟深。其实,思想这东西最具国际性,任何有教养的人,无论哪个国家,都与白人世界的其他有思想的人有长久的接触。我所说的仅限于白种人,甚至都不能包括印度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欧洲的文化是附着物,是对统治民族的模仿。在白种人里,受过教育的人大都相似,即使语言不同,也能一见如故。各个国家有各自的特征,也有偏见。但任何欧洲国家或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士,其重大的想法、传统的情感和行为举止大都相近。货真价实的上层阶级是没有了。

问题的关键是,欧洲文化中的所有人,他们的思想内容几乎是同质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十分相似。事情无论大小,无论国内事务还是国际金融,国内商务还是世界大战,一遇到什么事,每个国家的表现都和别的国家相差无几,甚至想法雷同,众口一词,行为如出一辙。

我再说一遍,这就是中产阶级欧洲的同一性。今天,全世界只有两个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

他们之间的罅隙不是垂直的,而是横向的,而且只有一条分界线。中产阶级已经将上流阶级完全同化。连国王也只能算资产阶级里的“精华”。分界线是横向的,它横向切断了整个文明世界,将人类分成两层:上层和下层。

或许有争议的一点是:今日的劳动阶级只是中下有产阶级。所有的人都向着一个目标努力,要变得更富裕些、要掌握财富的处置权力。从外部观察,这是真的。但从内部考量,这则是一个天大的假象。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出生于劳动阶级。我父亲是个矿工,而且仅仅是个矿工。他十二岁上就下井干活了,一直干到七十岁左右。他能十分费劲地写封短信,也能浏览本地的报纸专栏文章。尽管他总是读些报纸上的东西,可他几乎弄不懂那上面说的是什么。屡见不鲜的是,他几乎总在问我母亲:“媳妇儿,这个‘加拿大的地方’是啥意思来着?”母亲有点不耐烦地解释过了,他还是不了解加拿大。对他来说,加拿大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而美国就是个你若对自己的国家不满就可以前往的地方。这都是“聊天”的话题。他喜欢让人觉得他懂点儿这方面的事儿,因为矿工们在酒馆儿里要闲扯些政治和报纸上的事儿,拿这些东西胡编乱造一番。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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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与读书 – 詹宏志

2016年10月8日 评论已被关闭

书呆子读了书,找到对应世界的方法,而当书呆子面对真实世界,世界也果真如出一辙回应了他刚得来的“新知识”。

书呆子相信凡事书中都有答案,在旅行一事也不应有例外,所以他们通常会以一本书或几本书做为旅行的依据,我当然也是这种人。

出发往义大利托斯卡尼旅行之前,我从书架上找出前些时候在伦敦买到的一本主题式的旅行书。这本书的书名叫《佛罗伦斯贪吃鬼指南:兼含托斯卡尼的美食周游》(The Food Lover’s Guide to Florence: With Culinary Excursions in Tuscany, 2003),作者是一位美国的旅行与美食记者爱弥莉。怀丝。米勒(Emily Wise Miller)。

根据作者米勒小姐的自述,她本来驻在旧金山,为《旧金山纪事报》担任旅行与美食的记者,有一次当她采访来到托斯卡尼与佛罗伦斯,不意竟被当地紮实的美食与慵懒惬意的生活风景完全迷住,因此她移居托斯卡尼,一住十八年。平日她替几家英文报纸和网站继续担任美食与旅行的特约撰述,但现在她的职志是向世人推荐介绍托斯卡尼的“美好生活”了。

这一类的故事很多,有时候是推销书本的手段,不能尽信,不过读起书中的内容,发现作者米勒小姐的胃口很好,她照顾到的层面不仅是著名餐厅,还包括面包店、冰淇淋店、酒店、咖啡店、杂货店、熟食店、甚至也包括食材店和菜市场,这就让我相信她真的有一种“托斯卡尼生活”,而不是到此一游的“过客”。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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