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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 的存档

股市泡沫一般何时破灭? – 陈思进

2015年4月29日 评论已被关闭

■ 谈股论市

一旦利好出尽,跟着自然就是利空了,大伙儿一害怕,股市就要下跌。当股市一旦进入熊市,股民的撤离速度,比他们当时买股票的速度要快得多。

近期的中国股市可以说是傲视全球,单从3月至上周五,上证综合指数就飙升超过了32%。涨幅在全球股市历史中也是罕见的。当下股市这样的暴涨令大家既兴奋,又困惑,究竟是否该搭上这列股市疯涨的快车?中国股市是否出现了泡沫呢?

很遗憾地说,从目前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基本面来看,再对应着整体股市超高的市盈率,显然中国股市已经出现了泡沫。按照金融行为学的研究来分析,任何金融泡沫的形成机制,一般可分为这几个步骤:首先,当股市处于上升状态时,你买,我买,大家买,人们天天谈论从股市中赚了多少钱。因为股市处于“大牛”市,似乎买什么,赚什么。当大家蜂拥而至进入股市,都想赚钱的时候,受投机心理驱使,人们以为今天能赚,明天可能赚得更多,以至于一旦进入股市,就犹如进入赌场。

那么一般来说泡沫在什么时候会破灭呢?

人们都有胆怯恐惧的一面,一旦利好出尽,跟着自然就是利空了,大伙儿一害怕,股市就要下跌。当股市一旦进入熊市,股民的撤离速度,比他们当时买股票的速度要快得多。为什么呢?如果人们把房子卖掉砸到股市,等输钱的时候,越输,越悲痛。为了迅速减少悲痛,就必须“割肉”。

真正的理性投资人,希望的是企业做大蛋糕,而他作为股东,能获得投资股票的分红;而对投机者来说,他希望的只是通过低买高卖,多切一块蛋糕。在这种投机行为下,股市在短期内,是属于零和游戏,其过程并不创造财富。

一个健康的股市,一定要投资人占多数。股市的分红也必须是货真价实的分红,而不是把股价砍下一截的假分红。只要分红略高于银行利息,就能稳定股价。如果参与市场的多为投资者,而多数上市公司又都能按P/E值(市盈率)的比例来分红,那么P/E值才能成为大家的标杆,不必追高杀低,使股价合理化,减少、甚至不出现股价的泡沫,以此确保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只有在这样的股市中,才可为广大的投资者带来真正回报,甚至会吸引退休金和养老基金入场,使股市进入良性循环。

一般而言,股市对实体经济有积极的作用。但只有健康的股市,才对实体经济有积极的作用。

如果经济基本面没有本质的好转,而股市又不断疯长的话,那就说明此时投入股市的话,绝非投资,而只是投机。因为大家都指望在股市中投机发财。但由于信息的极不对称,最后亏的多半儿是普通股民。

金融史上有句名言,“十次危机九次地产一次股市”。也就是说,有史可鉴,每十次金融(甚至经济)危机中,九次和楼市相关,即金融危机和过热的楼市总是如影随形;而剩下的那一次则和股市有间接、甚至直接的关系。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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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妻子 – 雷蒙德.卡佛

2015年4月28日 评论已被关闭

他在给她念里尔克,一个他崇拜的诗人的诗,她却枕着他的枕头睡着了。他喜欢大声朗诵,念得非常好――声音饱满自信,时而低沉忧郁,时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头柜上取烟时停顿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诗集。这个浑厚的声音把她送进了梦乡,那里有从围着城墙的城市驶出的大篷车和穿袍子的蓄须男子。她听了几分钟,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他接着大声往下念。孩子们已经睡着很久了,外面,不时有辆车在潮湿的路上擦出些声音。过了一会他放下书,转身伸手去关灯。突然,她像被吓着似的睁开了眼睛,眨了两三下。她发愣的的明亮眼珠上眨动着的眼睑,看上去出奇的黯淡和厚实。他注视着她。

“在做梦?”他问道。

她点点头,抬手指摸了摸两鬓的塑料发卷。明天是星期五。伍德隆公寓所有四到七岁的孩子一整天都归她管。他用手臂支撑着身体看着她,同时用闲着的那只手把床单拉拉直。她脸上皮肤光滑,颧骨突出;这颧骨,她有时会对她的朋友说,是从她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他有四分之一的内兹佩尔塞人血统。

接着她说:“给我随便弄点儿三明治,迈克。在面包上放点黄油、生菜和盐。”

他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因为他想睡了。但当他睁开眼睛时,她还醒着,正注视着他。

“南,你睡不着?”他非常严肃地说。“很晚了。”

“我想先吃点东西,”她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腿和胳膊都疼,还饿。”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翻身下了床。

他给她做了三明治,用托盘端过来。她从床上坐起来,对他笑了笑,接过托盘时往背后塞了个枕头。他觉得她穿着这身白色的睡衣,看上去像是医院里的病人。

“真是个有趣的梦。”

“梦见什么了?”他说,上床朝他那边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他瞪着床头柜,等了一会。然后慢慢闭上眼。

“真想听吗?”她说。

“当然,”他说。

她舒服地靠在枕头上,抹掉嘴唇上沾着的一个面包屑。

“嗯,好像是一个冗长的梦,你知道的,那种里面有各种复杂关系的梦,但我现在记不全了。刚醒来时还清楚,现在有点模糊了。迈克,我睡了有多久?其实,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好像是我们在某个地方过夜。我不知道孩子们都在哪儿,但只有我们俩呆在某个类似小旅馆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湖边。那儿还有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妇,他们提议用摩托艇带我们出去兜一圈。”她笑了起来,回忆着,身体离开枕头向前倾。“接下来我只记得我们在上船的地方。结果船上只有一排座位,在前排,有点像张条凳,只够坐三个人。你和我就谁该牺牲自己挤在船的后面争了起来。你说该你,我说该我。但最终还是我挤进了船的后面。那地方真窄,我腿都挤疼了,我还担心水会从船边上漫进来。后来我就醒了。”

“真是个不一般的梦,”他应付了一句,昏昏欲睡地觉得自己该再说点什么。“你还记得邦妮•特拉维斯吗?佛瑞德•特拉维斯的老婆?她说她常做彩色的梦。”

她看了眼手中的三明治并咬了一口。她咽下去,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里面,伸手拍打身后的枕头时,用腿平衡着托盘。她舒心地向后靠在枕头上。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提尔顿河过夜吗,迈克?就是第二天早上你钓到条大鱼的那一次?”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还记得吗?”她说。

她记得。过去几年里她很少想到它,最近却常想起它来。那是婚后的一两个月,他们出去度周末。坐在一小堆篝火旁,冰凉彻骨的河水里泡着一个西瓜,晚饭她做了炸午餐肉、鸡蛋和罐装豆子,第二天早晨,还是用那只烧黑了的平底锅做了烤薄饼、午餐肉和鸡蛋。两次做饭她都把锅给烧糊了,咖啡怎么也煮不开,但这是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她记得那晚他也给她朗诵了伊丽莎白•勃朗宁和《鲁拜集》里的几首诗。他们盖了那么多的被子,她的脚在下面动都动不了。第二天早晨他钓到一条巨大的鳟鱼,河对面路上的人停下车来,看他怎样把鱼弄上岸。

“哎?你到底记不记得了?”她说,拍着他的肩膀。“迈克?”

“记得,”他说。他往他那边稍微移了移。他觉得自己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记住的只是仔细梳理过的头发以及那些对人生和艺术半生不熟的见解,他其实很想忘掉这些。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南,”他说。

“我们刚上完高中,你还没去上大学,”她说。

他等着,然后用胳膊把自己撑起来,转过头,目光越过肩膀看着她。“三明治快吃完了吗,南?”她仍然在床上坐着。

她点点头,把托盘递给他。

“我把灯关了,”他说。

“要是你想的话,”她说。

他再次栽倒在床上,双脚向两边伸展,直到碰到了她的脚。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试图放松自己。

“迈克,你还没睡着,是吧?”

“没有,”他说。“没睡着。”

“那好,别在我前面睡着,”她说。“我不想一个人醒着。”

他没有回答,只是向她那儿稍稍靠近了一点。她把手臂搭在他的身上,手掌平放在他胸口,他抓住她的手指,轻轻地捏了捏。只一会儿的功夫他的手就落到了床上,他叹了口气。

“迈克?亲爱的?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我的腿好疼,”她说。

“天哪,”他轻声说道。“我刚才都睡着了。”

“嗯,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再和我说会儿话,我的肩膀也疼。但腿特别疼。”

他转过身来,开始揉她的腿,然后又睡着了,手还放在她的臀部。

“迈克?”

“怎么了?南,告诉我怎么了。”

“我想要你帮我把全身都按摩一下,”她说,转身面朝上。“今晚我的手臂和腿都疼。”她屈起膝盖,把被子拱起一个包。

黑暗中他快速地睁开眼,又闭上。“哈,成长的疼痛?”

“哦,天哪,正是这样,”她说,扭动着她的脚趾头,高兴自己终于把他从睡眠中拉了回来。“我十岁、十一岁时就长到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真该看看当时的我!那时我长得那么快,腿和胳膊一天到晚都在疼。你没这样过?

“没什么样过?”

“你有没有感到过自己在长?”

“不记得了,”他说。

他最终用胳膊支撑起自己,划了根火柴,看了看钟。他把枕头凉的那一面翻上来,又躺了下来。

她说,“你困了,迈克。我希望你愿意聊一会儿

“好吧,”他说,没有动。

“你只要抱着我,让我睡着了。我睡不着,”她说。

她转向她那一侧,面对着墙,他转过身来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

“迈克?”

他用脚趾头碰了碰她的脚。

“跟我讲讲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现在想不起来,”他说。“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他说。

“如果你保证告诉我的话。愿意保证吗?”

他又碰了碰她的脚。

“好吧……”她说,仰面舒服地躺着。“我喜欢好的食物,像牛排和脆炸薯泥那样的东西。我喜欢好看的书和杂志、在夜里乘火车和坐在飞机上的那些时光。”她停住了。“当然,没有按照喜欢的顺序排。如果要按顺序排的话我得想一想。但我喜欢坐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刹那,你会有一切都无所谓的感觉。”她把腿搁在他的脚踝上。“我喜欢晚上睡晚点,第二天早上赖在床上不起来。我希望我们能经常那样,而不是偶尔的一次。我还喜欢做爱,喜欢在不经意时被爱抚。我喜欢看电影,过后和朋友一起喝喝啤酒。我喜欢交朋友。我非常喜欢简妮斯•亨德里克斯。我希望每周至少去跳一次舞。我希望总有漂亮的衣服穿,希望在孩子们需要时不用等就可以给他们买衣服。劳里现在就需要一套过复活节的衣服。我也想给加里买一套新的西服或类似的衣服。他够大的了。我希望你也有一套新西服。其实你比他更需要一套新西服。我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住房,不再每年或隔一年就得搬次家。这是最大的希望了,”她说,“我希望我俩能过一个诚实的生活,不用去担心钱和账单之类的东西。你睡着了。”她说。

“没有。”他说。

“我再也想不起什么了。该你了。告诉我你喜欢什么。”

“我不知道,好多东西。”他咕哝了一声。

“嗯,告诉我嘛。我们不就是说说而已吗,是吧?”

“我希望你别烦我了,南。”他又转到他那一侧,手臂伸出床沿。她也转过身来,紧贴着他。

“迈克?”

“天哪,”他说。接着又说:“好吧。先让我伸伸腿,我好醒过来。”

过了一会她说,“迈克?你睡着了?”她轻轻地摇了摇他的肩膀,但没有回应。她靠着他的身体躺了好一会儿,试图入眠。起先她很安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地靠着他,均匀地小口呼吸。但她睡不着。

她努力不去听他的呼吸声,那让她觉得不舒服。呼吸时他鼻子里发出一种声音。她试图调节自己的呼吸,让呼气和吸气合上他呼吸的节奏。但没用。他鼻子发出的这种细小的声音让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他的胸膛也发出一种吱吱声。她又翻了个身,用屁股抵着他的屁股,把手臂一直伸到床的外面,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抵住冰冷的墙。床脚处的被子被拉起来了,腿在移动时能感觉到一股气流。她听见两个人走来,在上隔壁公寓的楼梯。有人在开门前发出一个嘶哑的笑声。然后,她听见椅子拖过地板的声音。她又翻了个身。隔壁有人冲抽水马桶,稍后,又冲了一次。她又翻了个身,这次面朝上,尝试放松自己。她想起了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的文章:如果身体所有的骨头、肌肉和关节都能完全放松的话,睡眠一定会降临的。她长长地呼了口气,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手臂伸直放在身体的两侧。她尽量放松自己,试图想像自己的腿悬在空中,沐浴在某种薄雾般的东西里面。她翻身面朝下躺着。她闭上眼睛,又睁开来。她想着嘴唇前面的床单上卷放着的手指。她伸出一根手指来放在床单上。她用拇指摸了摸食指上的结婚戒指。她翻到自己的侧面,又翻到正面。她开始感到恐惧,在一种莫名的焦虑中,她祈祷能够入眠。

求你了,老天,让我睡吧。

她努力要睡着。

“迈克,”她小声说道。

没有回应。

她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个孩子翻身时碰到了墙。她听了又听,但再没有其他的声音了。她把手放在左胸,感到心跳传到她的手指上。她趴在床上,头离开枕头,嘴贴在床单上,哭了起来。她哭了一会,然后爬到床脚处,从那儿下了床。

她在卫生间洗了脸和手。她刷牙,一边刷一边从镜子里端详自己的脸。她把客厅的暖气调高了点。然后,她在厨房的桌旁坐了下来,把脚收进睡衣里面。她又哭了。她从桌子上放着的一盒烟里拿了一根点着。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卧室去拿她的浴袍。

她去查看孩子们。把儿子的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肩膀。她回到客厅里,坐在那张大椅子上。她随手翻开一本杂志试着往下读。她盯视着上面的照片,又试着往下读。不时有辆车从外面的街上开过,她会抬起头。每当车子开过时,她都要听着,等着,然后再低头读杂志。椅子边的架子上有一沓杂志,她把它们都翻了一遍。

曙光初现时她站了起来。她来到窗前。小山冈上无云的天空开始变白。树木和街对面那排两层高的公寓楼在她的注视下显露出它们的形状。天空变得更白了,山冈后面的光线在急剧增多。除了因为孩子中的这个或那个而早起外(她不把这些算上,因为她从来没往外看,只是匆忙地回到床上或去厨房),她一生中没见过几次日出,而那几次还是在她小时候。她确信没有一次像这样。她从未在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画里了解到日出会是这么的可怕。

她等了一会儿,走到门前,打开门锁来到阳台上。她掖紧浴袍的领口。空气又湿又冷。周围的景像渐渐显露出来。她一点点地看过去,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对面山顶电台发射塔尖上闪烁的红灯。

她通过幽暗的寓所回到卧室。他在床中央躺着,被子缠在肩膀处,头的一半压在枕头下面。沉睡中的他显得绝望,紧咬牙关,胳膊直挺挺地伸过她这边的床。在她的注视下,房间变得非常明亮,床单在她眼前越来越白。

她湿了湿嘴唇,发出了一点粘滞的声音,跪了下来。她伸出手摊在床上。

“上帝啊,”她说。“上帝,你会帮助我们吗,上帝啊?”她说。

翻译: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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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漏掉的女士 – 约翰.麦克纳尔蒂

2015年4月21日 评论已被关闭

他们在1950年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在美国,每十年就会来一次。这次我希望他们查对了,我刚好知道在上次普查中,他们得出的美国大陆人口为131,669,275,而实际上至少有131,669,276。我刚好知道统计数字比实际数字至少少了一个,知道事实如此。

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还要从拉里.费根说起,他是匹兹堡《新闻报》的市内部编辑,无论他在跟其他阶层的人职业上打交道中有多么讲究实际,不讲感情,他曾经是、现在是而且一直对两类人心肠软,这两类人,是和气的小个子老太太和领着一条狗的男孩。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怪人想进来找市内部的编辑,所以在绝大多数报社,他们在市内部编辑部门口设了个接待台,来挡住那些弱智的家伙。然而《新闻报》的每个人都对拉里.费根足够了解,不会把属于和气的小个子老太太的那类人赶走,一个小孩领着一条狗来了也是这样。拉里想见见他们,因为他不忍心把他们打发走,不管他在别的时候像我所说,有多么粗暴。

有一天——那是超过十年前的事——送稿员的头儿托尼从接待台那里过来跟拉里说话。

“外面有位小个子老太太想见您,费根先生。”

“咦,托尼,我在忙着呢。”拉里说。

“好吧,费根先生,我去跟她说。”托尼说。

“不,不,不,等一下。”费根说,“领她过来吧,我可以抽出几分钟时间,把她领进来,咦呀!”

“好的,费根先生。”托尼说,他向我眨了一下眼睛,拉里也没有看到他。

不一会儿,托尼陪着进来的那个人我敢说有可能是从选角中心来的,如果有人打个电话去,要他们派来一个和气的小个子老太太。她拎着一个小小的手袋,手袋顶上有条束绳;她只有五英尺二英寸高,一头白发,衣服是好看的深颜色,她甚至戴了一条装饰边,也就是围到脖子处的一条花边。

室内部几乎没什么条件接待这种来访者,但是因为我旁边那张办公桌没人坐,拉里就让老太太坐在那儿。他扔掉手里的细雪茄坐到那张办公桌上。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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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 鲁迅

2015年4月16日 评论已被关闭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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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贵了 – 列夫.托尔斯泰

2015年4月9日 评论已被关闭

地中海海滨有一个小小的王国,叫华纳哥,人口只有7000人。这个弹丸小国也有一个真正的国王。

这个小国也征税,烟草税啦,酒类税啦,人头税啦,等等。尽管那里的人也像别国人民一样抽烟喝酒,可是由于人口实在太少,国王无法靠这点税收来养活自己以及他的廷臣官吏。这之外还有一笔额外收入,来自一个赌轮盘的赌场。人们在这里赌博,不论输赢,老板都要抽头,留下自己的那份收益以后,再向国王缴纳一大笔钱。他之所以能缴纳这么一大笔钱,是因为这样的赌场在全欧洲是硕果仅存的一家。其他赌场早在几年前就被取缔,因为赌场危害实在太大。

几年前,这个弹丸小国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人民一向安分守己,这种事过去从没发生过。法官们郑重地举行了会议,用最公正审慎的方式审理了这个案子。最后,根据法律判定,犯人应该斩首。到此为止,一切还算顺当。他们把判决呈报给国王,国王审批了。

现在,只有一件事不好办:他们既没有砍头用的断头机,也没有行刑的刽子手。大臣们研究后,决定函询法国政府,能否借给他们一部断头机和一名行刑专家,把犯人的头砍下来,并知照他们需要多少费用。信发出去一个星期后,收到回音,费用是16000法郎。国王看了信,考虑再三,说:“那个可怜的家伙值不了这么多钱呀!便宜点不成吗?嘿!16000法郎,全国每人要摊两法郎多呢。人民受不了,要惹出乱子来的。”

国王召集了一次国务会议。他们再三商量怎样才能办得节省点儿,比方说,难道不能弄个士兵,将就点儿把事儿给办了吗?于是,国王召来将军,问他:“你不能给我们找个士兵把那个人的脑袋砍下来吗?在战争中,他们杀人原是不在乎的。实际上,他们受的训练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但士兵们谁也不愿干。“不行,”他们说,“我们不会,这种事我们可没学过。”

怎么办呢?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下设一个委员会,下面再设一个小组委员会。他们最后决定,最好是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样做,既可以显示国王的宽宏大量,又可以节约开支。

一年后的一天,国王审阅收支账目,注意到看管那个犯人的费用开支并不小。要派专人看守,还要管犯人的饭,一年就是六百多法郎。最糟糕的是,这家伙正年轻力壮,也许还能活上五十年呢。这样一算,问题就严重了,这可不行。

国王召见了各位大臣,对他们说:“你们总得想个省钱的办法来处置这个流氓才好,现在这个办法太费钱了。”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有一位说:“诸位,依愚之见,我们得撤掉那名看守。”另一位大臣反驳:“这样一来,这家伙会跑掉的。”第一位说:“那就让他跑掉好啦,这该死的!”

他们撤掉看守,结果发现,吃饭的时间到了,犯人出来看见守卫没有了,就自己进御膳房去打饭,再回到房中。第二天也是如此,没有一丁点儿逃跑的意思。

司法大臣让人把他带来。“你为什么不跑呢?”大臣说,“没有人看着你了,你想到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国王是不会介意的。”

那人回答:“可我没有地方可去呀。叫我怎么办呢?你们给我判了死刑,就该把我处决才是,毁了我的名声,现在人们不会理我了。你们这样对待我,不公平呀。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是不走的!”

这可怎么办呢?大臣们又召开会议。左商量右考虑,唯一打发他的办法是给他一笔养老金。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他领到预付给他的三分之一年金,离开这个王国,在国境线那边买了一小块土地,种菜度日,过着舒舒坦坦的日子。他总是准时去华纳哥领养老金,拿到钱,就到赌桌上去赌上两三法郎,有时赢,有时输,然后回家。他安分守己,日子过得挺好。

有的国家为了砍下一个人的脑袋来,或者关他一辈子,是不在乎破费的。他没有在这样的国度里犯罪,真算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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