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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遛鸟 – 汪曾祺

2018年4月19日 评论已被关闭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形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攘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作“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去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作“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意儿”,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咋子叫,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台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洪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喙。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两三元,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还有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喙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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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菜茨菰汤 – 汪曾祺

2018年4月18日 评论已被关闭

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不知是什么道理。是因为雪天买不到青菜?那也不见得。除非大雪三日,卖菜的出不了门,否则他们总还会上市卖菜的。这大概只是一种习惯。一早起来,看见飘雪花了,我这就知道:今天中午是咸菜汤!

咸菜是青菜腌的。我们那里过去不种白菜,偶有卖的,叫做“黄芽菜”,是外地运去的,很名贵。一盘黄芽菜炒肉丝,是上等菜。平常吃的,都是青菜,青菜似油菜,但高大得多。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担的买来,洗净,晾去水汽,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

咸菜汤是咸菜切碎了煮成的。到了下雪的天气,咸菜已经腌得很咸了,而且已经发酸。咸菜汤的颜色是暗绿的。没有吃惯的人,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

咸菜汤里有时加了茨菇片,那就是咸菜茨菇汤。或者叫茨菇咸菜汤,都可以。

我小时候对茨菇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民国二十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菇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茨菇,而且是不去茨菇的嘴子的,真难吃。

我十九岁离乡,辗转漂流,三四十年没有吃到茨菇,并不想。

前好几年,春节后数日,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饭,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两片茨菇,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沈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包括对于茨菇、土豆。

因为久违,我对茨菇有了感情。前几年,北京的菜市场在春节前后有卖茨菇的。我见到,必要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吃。所有的茨菇,都由我一个人“包圆儿”了。

北方人不识茨菇。我买茨菇,总要有人问我:“这是什么?”——“茨菇。”——“茨菇是什么?”这可不好回答。

北京的茨菇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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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手 – 汪曾祺

2018年4月17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妇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则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了产房。过了一会儿(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来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移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呲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口。团长拿出20块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20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手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你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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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女郎 – 村上春树

2018年4月16日 评论已被关闭

二十岁生日那天,她像平常一样在餐厅做服务生。她每个礼拜五都要上班,但如果按照原计划,在那个特别的礼拜五,她会休息一晚上。另一个兼职的女孩答应和她换班,原因显而易见:被愤怒的厨师呵斥着把南瓜丸子和意式炸海鲜一盘盘运送到顾客桌上——这实在不是过二十岁生日的好方法。但另外那个女孩突然感冒加重卧床不起:腹泻不止,体温高达四十度。因此最终她还是赶去上班了。

当那个生病的女孩打电话来道歉时,她发觉自己正在试着安慰她。“不要紧,”她说,“虽然是我二十岁生日,但反正我也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

事实上她也并没有太失望。原因之一是前几天她刚和男友狠狠吵了一架,而生日那天晚上他本来要陪她过的。他们从高中时就好上了。那次争吵起于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出乎意料地越演越烈,直到最后变成了一场漫长而激烈的吼叫比赛——总之,一场糟糕的吵架,糟得足以一劳永逸地毁掉他们的长久关系,她确信。她内心的什么东西变硬了,死了。那次分手后他就没给她打过电话,她也不准备打给他。

她工作的地方是位于东京时髦的六本木区的一家有名的意大利餐厅。它开于六十年代末,虽然菜式很难说得上新潮,但信誉却是有口皆碑。它拥有许多常客,它从未让他们失望过。店堂里总是洋溢着一派宁静、放松的气氛,感觉不到丝毫粗俗。它吸引的对象不是年轻人,而是年长一点的顾客,包括一些著名的演员和作家。

店里有两名一周工作六天的全职服务生。她和另一个兼职的女孩每人轮流工作三天。此外还有一名领班经理,以及坐在收银台的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中年妇女,她显然从餐馆开张时就在那儿了——看上去似乎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坐在同一个位置,活像《小多丽》里某个古老阴森的角色。她只有两项功能:收钱和接电话。她除非迫不得已决不说话,并且老穿着一套同样的黑衣服。她身上有某种冷酷的东西:要是让她在夜间的大海上航行,她很可能会把不巧撞到她的小船掀翻。

那个领班经理大概五十岁不到一点。个高肩宽,他的体型表明他年轻时是名运动爱好者,不过如今多余的赘肉已经开始附上他的下巴和小腹。他那短短硬硬的头发从头顶处变得稀疏,全身散发出一股挥之不去的老单身汉味儿——就像和止咳药片一起放在抽屉里的过期报纸。她有个单身汉舅舅闻起来就是那样。

这位经理总是穿着黑西装,白衬衫和蝴蝶领结——可不是那种揿钮式的,而是真正的领结,用手打的那种。他引以为豪的一点是可以不用看镜子就打出完美的领结。日复一日,他熟练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迎来送往,接待订座,记住那些熟客的名字并向他们微笑致意,对可能发出的任何抱怨都洗耳恭听,提供有关酒类的专业建议,同时监督男女服务生的工作情况。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把晚饭送到店主的房间。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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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滴水泉的路 – 李娟

2018年4月13日 评论已被关闭

最早的时候,通往滴水泉的路只有“乌斯曼小道”。乌斯曼是一百年前那个鼎鼎有名的阿尔泰土匪头子,被称为“哈萨克王”。

而更早的一些时候,在这茫茫戈壁,所有的路都只沿着其边缘远远绕过。那些路断断续续地,虚弱地进行在群山褶皱之中,遥遥连接着阿尔泰的绿洲和南方的草原雪山。没有人能从这片荒原的腹心通过。没有水,没有草,马饥人渴,这是一块死亡之地。唯一知道水源的,只有那些奔跑在沙漠间的鹅喉羚与野马,但它们不能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它们因为深藏着水的气息而生有晶莹深邃的眼睛。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就有滴水泉的传说了吧?那时,只是在牧民之间,寂静而神秘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在戈壁滩最最干渴的腹心地带,在那里的某个角落,深深地掩藏着一眼奇迹般的泉水。水从石头缝里渗出,一滴一滴掉进地面上的水洼中,夜以继日,寒暑不息。那里有着一小片青翠静谧的草地,有几丛茂盛的灌木。水流在草丛间闪烁,沼泽边生满了苔藓。那是一片狭小而坚定的沙漠绿洲——有人声称亲眼目睹过那幕情景。当时他身处迷途,几天几夜滴水未进,已是意识昏茫,濒临死亡。这时,他一脚踩入滴水泉四周潮湿的草丛中,顿时感激得痛哭起来。他在那里痛饮清冽的甘泉,泪流满面。

每一个牧民在荒野深处寻找丢失羊羔的时候,都坚信滴水泉就在附近,也许就在前方那座寻常的沙丘的背面?他四面呼喊,又饥又渴地走过一座又一座沙漠的高地,垫足遥望。野地茫茫,空无一物,但他仍然坚信着滴水泉。

滴水泉如同这片大地上的神明。它的水,一滴一滴从无比高远之处落下,一滴一滴敲打着存在于这里的一切生命痕迹的脉搏,一滴一滴无边无际地渗入苦寂的现实生活与美好纯真的传说。

然而战乱使大地上不再存在安静的角落。滴水泉最终还是从牧民世代口耳相传的秘密中现身了,它的确切位置在戈壁滩平凡的遥远之处被圈点了出来。乌斯曼的烈马走出了一条忽明忽暗的道路,笔直地戳向滴水泉。那些烽火连天、浓烟四起的年月里,他一手持匕首一手握马缰,无数次孤身前往这隐秘的绿洲,补充给养,休养生息。然后北上南下,穿梭战事。滴水泉的隐秘在无形间造成了这个“哈萨克王”的神出鬼没吗?在当时,除了官道以外,居然还有一条路也能使人在荒原上来去自如,这是乌斯曼的传奇,也是滴水泉的传奇。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216国道线和217线,从富蕴县到乌鲁木齐,也没有开通班车。要到乌鲁木齐的话,只能搭乘拉矿石或木材的卡车,沿东北面的群山一带远远绕过戈壁滩,一路上得颠簸好几天。我永远忘不了中途露宿的那些夜晚,那些孤独地停留在空旷雪白的盐碱滩上的破破烂烂的土墙房子旅店,还有旅店上空辉煌灿烂的星空。

一次又一次,我被大人抱下车,被牵着往那里走去,心中涌动着奇异的激动,似乎知道自己从此就要在这个地方永远生活下去了。然而,我的命运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

那条被称为“东线”的漫长道路,只能在夏天通畅。到了冬天,大雪封路,去乌鲁木齐只有走通过滴水泉的那条路。

司机们路过滴水泉,无疑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无论当时天色早晚,都会停下来歇一宿。打水洗漱,升火烧茶泡干粮。等过了滴水泉,剩下的路程将是几天几夜无边无际的荒凉。

后来,有一对夫妻从内地来到新疆,经历种种辗转来到滴水泉,在泉边扎起了帐篷,开了一家简陋的小饭馆。菜蔬粮油全都由过往的司机捎送。这样一个小店对于司机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一般。于是,在往返这片戈壁滩时,总算能过上一天“人过的日子”了。

然而这对夫妻,他们在那样的地方讨生活,不只是辛苦,更多的怕是寂寞吧?常常一连几天,门口的土路上也不会经过一辆车。男的也常常会搭某辆路过的便车离开一段时间。

再后来,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女人跟着一个年轻的司机走了。那个男人也没有等待,不久后也走了。滴水泉又恢复了深沉的寂静。

不知又过去了多长时间,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周折,那个女人和那个司机再次出现在了滴水泉。帐篷又重新支了起来,还挖了地窝子。饭馆重新开张了。泉水边还放养了几只鸡,简陋的餐桌上出现了鸡蛋和鸡肉。

司机们也不用睡狭窄的驾驶室了,新的小饭馆还有住宿的地方,虽然只是地窝子里的一面大通铺。

总会有一些时刻,大家都约定好了似的,突然间会有很多人同时光临滴水泉。那时,饭桌前的板凳都不够用了,吃饭时大家黑压压蹲了一屋子。睡觉的地方更是不够用,女主人把自己的床铺让出来,把饭桌拼起来,还在地上铺塑料布和毡子。满房子横七竖八躺满熟睡的身体。

那一年,从乌鲁木齐到富蕴县的班车也开通了,每星期对发一趟。两人的生意极好,滴水泉从未曾如此热闹过。于是他俩决定把店面扩大。

整个夏天,当车辆改道穿行在东线的群山中时,滴水泉是寂寥无声的。两个人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盖几间新房子。

他们把泉水下的水坑挖成深深的池子,又挖了引水渠一直通向店门口。

泉水很小,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耐心地等待水池一次次蓄满,用这水和泥巴打土坯。晾干后,土墙很快砌了起来。他们又赶着马车,从几百公里外拉来木头,架檩子、搭椽子。在屋顶铺上干草和厚厚的房泥。

就这样累死累活干了一整个夏天,房子起来了,新的饭桌打制好了,新床也添了两个。他们坐下来等待冬天,等待第一辆车辆在门口鸣笛刹车,等待门帘突然被猛地掀开,等待人间的喧哗再一次点燃滴水泉。

但是,他们一直等到现在。

就在他们盖好房子的第二年,新公路在戈壁另一端建成通车了。通往滴水泉的路,被抛弃了。

那些所有的,沿着山缘,沿着戈壁滩起伏不定的地势,沿着春夏寒暑,沿着古老的激情,沿着古老的悲伤,沿着漫漫时光,沿着深沉的畏惧与威严而崎岖蜿蜒至此的道路都被抛弃了。它们空荡荡地敞在荒野之中,饥渴不已。久远年代的车辙印如梦一般遗留在上面,它们比从不曾有人经过的大地还要荒凉。

新的道路如锋利的刀口,笔直地切割在戈壁腹心。走这条路,一两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一切都在上面飞速地经过,不做稍刻的停留。世界的重心沿无可名状也无可厚非的轴心平滑微妙地转移到了另一面的深渊。

滴水泉的故事结束了吗?滴水泉那些一滴一滴仍在远方静静滴落的水珠,还有意义可被赋予吗?再也不需要有那么一条路通向它了吗?再也不需要艰难跋涉和挣扎的生活来换取它的一点点滋润了吗?我们如今所能得到的一切,全都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了吗?

还有两个人,至今仍留在那片小小的绿洲上,仍然还在泉水边日以继夜打土坯,并在等待土坯晾干的时间里,冲着天空仰起年轻的微笑的面孔。只有他们仍然还在无边无际的等待之中,美梦不受丝毫惊扰。当我在这片荒野里走着,不知不觉又走上了通往滴水泉的旧道,野地上,路的痕迹如此清晰,便不由得清楚地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当她和她的情人无处可去、无可容身时,她勇敢地对他说:“我们去滴水泉吧!”她边说边为此流下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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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那不在者 – 梁文道

2018年4月9日 评论已被关闭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恋人絮语》里有一个关于情欲的敏锐观察:“许多歌谣与旋律描述的都是情人的不在。”它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述说情人远去的失落,因离别而起的愁绪,与孤寂守候的难熬。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时常出现的状况,情人总有暂别或者消失的时候?还是情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长久不在、永远隐身的对象?

答案似乎是后者,情人就是那不在身边的人:而且就算他在,也永远消除不了他流离他方的幻觉,与自己被留在原处无法跟随的惆怅。为了解释这么奇特的情况,罗兰·巴特还特别引用了一个古希腊词:pathos,对于那不在者的思念与渴望。

pathos这个词与其他表述爱欲的希腊文共有一种亲缘关系,那就是无法穷尽、永不满足的缺憾。不知何故,意中人不在眼前,我固然日思夜想;即使他在不远处,我却依然难以抑止对他的渴望。何等怪异,却又何等正常,以希腊人的理解,这正是情欲的定义;而那情之所钟的对象,就是你的情人了。

缘此我们又能领会另外一类不可思议的状态了。平常我们老是听说情人影像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的滥调;但是有些人却正好相反,愈是思慕,愈是失落,因为他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意中人的容貌。由于记不起对方的样子,他就愈努力去记。以至于再也分不出,究竟是因为忘记了对方而努力思考,所以成了爱情;还是因为爱情,才遗忘了对方,失却了对象。愈是想得,愈不可得,pathos的终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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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降临 – 周云蓬

2018年4月8日 评论已被关闭

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

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退化成了两个白点。

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

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某些遥远的地方,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四川有个县叫“白玉”,西藏昌都有个地方叫“也要走”,新疆的“叶尔羌”,湖南的“苍梧”,这些地名撼人心魄,有神态、有灵魂,在天之涯、海之角。那里有隐秘的故事,殷勤地招呼我过去听。

但人生苦短,我大概没有时间听所有的故事,如果今生无缘,那就隔着山山水水握一握手。

走在街上,想唱上一句,恰巧旁边的人唱出了那句歌。

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抓住了两颗互不相识的心?

音乐是游荡在我们头上的幽灵,它抓住谁,谁就发了疯似的想唱歌,可我怎么才能被它永远抓在手里?

我走遍大地或是长久地蜗居一处,白日纵酒黑夜诵经,我呼喊音乐,希望它把我从现实生活中拔出来,但常常落空我只有埋头于生活里,专注地走一步看一步。

音乐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

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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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抄袭看我们对无知的恐惧 – 梁文道

2018年4月4日 评论已被关闭

中国出版界过去几年来出现过很多怪现象,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书,摆明是抄袭的作品,但照样在市场上很好卖。另外一种情况是虚构一些书出来。什么叫虚构?一些书会标榜自己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在全世界怎么样受到好评等等。你一看,是本翻译的书,作者是一个洋人的名字,你再仔细查下去,原来这本书根本不存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也从来没有这本书。这书明明就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却假托一个外国人的名字,说它是翻译回来的,还要假装它颇受好评是本畅销书。现在这样的情况好像已经减缓下来了,没那么恶劣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市场上出现很多书,你找不到作者,找不到编者,只找到一个人,叫“编著”,编辑的编,著作的著。

“编著”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一般有书写编著,它应该在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什么地方他是编什么地方是写;或者可能是一本书有很多个作者,而他是作者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作者,同时他又负责编辑这本书,这可以叫编著。但今天的中国出版界,我们常常看到的“编著”是你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这个编著者亲手写的还是他到处拿人家的东西编过来的,而且即便是拿过来的,他也不说明,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在我看来,“编著”其实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这种称呼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事实上我以前介绍过,我甚至还形容它是一本灾难,就是这本曾经非常红,有很多人关注的《货币战争》,作者是宋鸿兵,请注意,他不是作者,是编著者。

关于作者宋鸿兵,这本书的后面介绍说他是20世纪90年代赴美留学,但他学的不是金融,学的是信息工程和教育学,长期关注并研究美国历史和世界金融史,曾经做过金融机构房地产方面的高级咨询顾问,也做过一些与IT有关的东西。

这本书为什么如此轰动呢?简单地讲它是一个阴谋论的故事,说原来从林肯总统遇刺、经济大萧条、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的泡沫经济爆破等等一系列事情其背后都是有阴谋的,而这个阴谋跟一个家族有关。这个家族太厉害了,所以它能够搞定大家,让大家发现原来在操纵全球金融市场的都是他一个人、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有名的银行家家族罗斯切尔德家族。这样的说法如果真成立的话那真是闻所未闻的震撼事件。原来我们全世界的金融秩序甚至政治大事,国际间的战争都是这么一个银行家的家族为了个人私利,为了垄断财富,为了牟取暴利而搞出来的,甚至连美国联邦储备局也是他们的傀儡和玩偶。

这本书到最后指出所谓的“货币战争”即中国如果开放金融市场,就要跟这些大家族,这些贪婪的银行家对着干,这就是货币战争。而中国要怎么样才能确保

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现在为什么会流行这种“阴谋论”,其背后是有原因的。第一是我们的无知,第二是我们的恐惧,我们总是对无知的东西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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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加斯万岁! – 伍迪.艾伦

2018年3月29日 评论已被关闭

——某革命者日记选

6月3日:瓦加斯万岁!今天我们上了山。我们对腐败的阿罗约政权对我们这个小国的压榨感到愤慨,就派胡里奥带了份我们的不满以及要求的清单去交涉,这个清单根本不是匆忙拟就,而且照我看,也根本不过分。交涉的结果是,阿罗约日程安排紧张得没包括让人打着扇子接见我们热爱的造反者特使,而是把整件事交给他的部长处理。该部长称会全面考虑我们的请求,但他首先只是想看看胡里奥头扎在熔岩里还能微笑多久。

因为多次诸如此类令人气愤的事件,我们最终在受到启示的埃米利奥.莫利那.瓦加斯的领导下,决定自己来解决。我们在街角大声疾呼,如果这是叛国,那就让我们叛个痛快吧。

不幸的是,有人告诉我警察马上就要来吊死我时,我正懒洋洋地躺在热浴盆里。我以可以理解的敏捷跳出浴盆,踩在一块湿香皂上而跌下了天井,幸好用牙齿挂住某处不再继续跌。几颗牙齿像从盒子里掉出的芝兰口香糖一样,在地上乱转。尽管一丝不挂而且身上有碰伤,但求生欲望让我行动迅速。骑上我的骏马”恶魔”后,我发出了造反的呼声!这匹马以后腿支撑立了起来,我滑下马背摔到地上,几块小骨头因此骨折。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倒霉,我几乎还没走远20步,就想起我的印刷机,因为不想留下这样一件潜在的政治武器或者证物,我又拐回去取。祸不单行,这玩意儿比它看上去要重,得用一台起重机才能把它举起来,而不是个体重110磅的大学生。警察们冲到时,我的手被这台机器卡住,同时,它无法控制地隆隆响着,往我的光脊梁上一遍又一遍印大段的马克思著作。别问我是怎样挣开并跳出后窗户的。幸运的是我躲过了警察,终于安全到达瓦加斯的营地。

6月8日:山区这里多么宁静啊,生活在星空之下。这是一群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尽管我原先期望在具体策划战斗时有发言权,但瓦加斯觉得我给大家当炊事员更能发挥作用。鉴于食物短缺,这件工作并不容易,不过总得有人负责。而且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我做的第一顿饭很成功。的确,不是谁都特别喜欢吃毒蜥,不过大家还是别挑剔吧。除了几个可恶的家伙,他们对任何爬行动物都有偏见。这顿饭吃得一点事也没有。

我今天无意听到瓦加斯在说话,他对我们的前景很乐观,觉得我们会在12月的某个时候拿下首都。另一方面,他弟弟路易斯——一个天性内省的人——认为我们饿死只是个时间问题。瓦加斯兄弟经常因为军事战略和政治哲学吵架,难以想像这两个伟大的造反领袖仅在上星期,还是本地希尔顿酒店里的两个男厕服务员呢。这段时间,我们在等待。

6月10日:今天全天都在操练。多不可思议啊,我们从稀里垮拉的游击队,变成了精锐之师。今天早上,我和赫尔南德斯练习用大砍刀——我们砍甘蔗用的那种,刀刃锋利——因为我这位搭档突然热情过度,我知道了我的血型是O型。最糟糕的是要等待。阿图罗有把吉他,可他只会弹《美丽的天空》,尽管他们一开始很喜欢听,不过很少有谁要求再听一次。 我试着换种方法做毒蜥,我想他们喜欢吃,然而我注意到有几位嚼得辛苦,再且咽的时候,需要猛地把脖子往后仰。

我今天又无意听到瓦加斯在说话。他跟他弟弟在谈拿下首都后的计划。不知道革命完成后,他会给我留什么位置。我的忠心耿耿——那只能用像狗一样来形容——会得到回报的,我对这点很有信心。

7月1日:今天我们最精锐的一队人马为找吃的而去袭击了一个村子,有机会实施我们一直演练的战术。多数造反者表现得不错,尽管这队人马全军覆没,瓦加斯仍认为这次在道德上打了场胜仗。我们没参加袭击的人坐在营房周围,阿图罗又好意为我们弹起了《美丽的天空》。士气依然高昂,尽管食物和武器事实上都没有,时间也过得缓慢。幸好,极度炎热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想那很能解释大家发出的咯咯声。我们会时来运转的。

7月10日:总的说来,今天是不错的一天,尽管我们遭到了阿罗约的部队的袭击,伤亡惨重。这部分说来怨我,因为当一只塔兰图拉蜘蛛爬上我的腿时,我无意尖声喊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字,因此暴露了我们的位置。有一阵子,我赶不走这个顽强的小蜘蛛,它直往我衣服里面钻,让我僵硬地旋转着冲向溪流,在里面扑腾了45分钟之久。很快,阿罗约的士兵向我们开了火。我们英勇战斗,但在遭到突袭的恐慌下,引起了轻度的组织混乱。开头10分钟里,我们自己人交上了火。一枚手榴弹落在瓦加斯脚边,他勉强捡了一条命。他意识到对我们的事业而言,只有他不可或缺,就命令我扑到手榴弹上,我就那样做了。老天有眼,那枚手榴弹没爆炸,我安然无恙,只有轻度的痉挛,再加上除非有人握住我的手,否则就睡不了觉。

7月15日:大家的士气似乎仍然高昂,尽管有些小挫折。先是米格尔偷了几枚地对地导弹,可是错当成地对空导弹,想打下几架阿罗约的飞机时,却把我们的卡车全炸了。他想把这件事一笑置之,何塞火冒三丈,两人打了起来。后来,他们又言归于好,并且开了小差。顺便说一句,开小差可以成为大问题,虽然到这时,4个人中有3个还有乐观主义及团队精神。当然,我仍保持忠诚,负责做饭,可是大家似乎没意识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事实上,我已经收到这样的威胁,如果我还不能提供毒蜥之外别的食物,就会有生命危险。有时候当兵的就这么不讲道理。尽管如此,也许近几天,我会用什么新的东西让他们吃一惊。在此期间,我们坐在营房周围等待。瓦加斯在他的帐蓬里踱来踱去,阿图罗坐着弹《美丽的天空》。

8月1日:尽管我们有那么多可以欣慰的事,但在叛军总部这里,无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一些小事显示出有种暗暗涌动的不安情绪,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首先,随着吵架越来越频繁,出现了好几起捅刀子事件。另外,有次企图袭击某个军火库以重新装备自己,结果却被打垮。当时豪尔赫的信号弹在他口袋里时机未到就放了,大家都被追击,除了豪尔赫,他在像个弹球一样弹来弹去弹了12座楼房后被抓到。那天晚上回到营地后,我拿出毒蜥时,这帮人闹起了事。有几个把我按在地上,拉蒙用我的长柄勺子打我。老天有眼,天上的雷暴把我救了,它让3个人丧命。最后,当挫败感达到顶峰时,阿图罗又弹起了《美丽的天空》,队伍里有几位音乐细胞没那么丰富的把他带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强迫他把吉他吃了下去。

有利的方面是,瓦加斯的外交特使在多次碰壁后,终于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达成一项有意思的协议。照此协议,他们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不少于50只烧鸡,以此换取我们始终紧跟他们的政策。

瓦格斯现在觉得在他预测12月将取得胜利时,也许言之甚早,他指出要想获得全面胜利,就需要更多时间。很奇怪的是,他不再看地图及海图,现在却严重依赖星象学读物和鸟内脏。

8月12日:形势变得每况愈下。我为变换食谱而小心翼翼捡的蘑菇偏偏有毒,虽然惟一真正让人不安的副作用是轻度惊厥,多数人都发作过,但他们似乎愤怒得过头了。另外,中央情报局重新衡量了我们革命成功的机会,结果在迈阿密海滩为阿罗约及其内阁安抚性地开了一席早午餐。另外又把24架轰炸机作为礼物送给阿罗约,瓦加斯对这两件事的解释是他们的立场有了微妙的改变。

士气似乎仍然高扬。开小差的比例上升了,但只限于走得动的。瓦加斯自己也好像有点郁闷,开始考虑起后路。他现在的感觉是阿罗约政权下的生活可能说到底,根本没那么难过,他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对留下来的人再定位,放弃革命理想,组成一支伦巴乐队。这段时间内,大雨已经造成了山体滑坡,华兰兹兄弟睡觉时被冲进了峡谷。我们派了一个使者去见阿罗约,拿着一张修改过的要求清单,特别注意删去了要求他无条件投降那条,代之以要求得到一种获奖的鳄梨酱配方。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8月15日:我们占领了首都!其间种种不可思议的详情如下:

深思熟虑后,大家投了一次票,决定把我们的最后希望寄托于一次自杀性任务上,想着突袭因素也许正好可以抵消阿罗约的兵力优势。我们在丛林中向他的宫殿进军时,饥饿和疲劳逐渐消蚀掉我们的部分决心。即将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决定换一种策略,看奴颜婢膝能否奏效。我们向宫殿的守卫自首,由其用枪把我们押到阿罗约面前。这个独裁者考虑了我们主动投降这一减轻情节,尽管他仍打算把瓦加斯开膛破肚,但我们余下的人将免受此刑,而要被活活剥皮了事。根据这一新情况,在重新衡量了自己的处境后,我们无奈中惊慌失措,四散逃窜,卫兵开了枪。我和瓦加斯冲上楼,找地方躺藏时,闯进了阿罗约夫人的闺房,撞破她正在跟阿罗约的弟弟偷情。他们两人都很慌张。阿罗约的弟弟这时拔出手枪开了一枪,他浑然不知这等于给一队中央情报局的雇佣兵发了个信号,他们是来帮助在山区中消灭我们的,回报是给予美国在这里开桔汁饮料摊档的权利。因为几周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暧味,这些雇佣兵对该支持谁自己先迷糊了,所以错误地攻打宫殿。阿罗约及其手下突然怀疑中央情报局耍两面派,就调转枪口跟侵略者交上了火。同时,几个毛派分子酝酿已久的暗杀阿罗约的计划遭到了失败,当时他们在墨西哥玉米卷里放的炸弹提前爆炸,炸毁了宫殿的左翼,让阿罗约的老婆和他弟弟炸得卡到了木头屋梁上。

阿罗约抓起一手提箱瑞士钞票从后门跑掉,上了一直在待命的利尔喷气机。驾驶员在一片枪林弹雨中起飞,但是因为当时的混乱形势令他手足无措,错扳了开关,让这架飞机俯冲下来。不一会儿,它坠毁在雇佣兵的营地,消灭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剩下的投降了。

自始至终,瓦加斯,我们敬爱的领袖,英明地采取了坐以观变的策略。这样做时,他一动不动蜷缩在壁炉里,假装是个作为装饰物的黑人。危险过去后,他踮着脚去了中央办公室并执掌权力,路上只停了一下打开王室的冰箱,抄了一份抹了很多芥末的火腿三明治。

我们彻夜庆祝,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后来我跟瓦加斯提到管理国家非同儿戏。尽管他相信对任何一种民主而言,最基本的是要进行自由选举,但他宁愿等到人们的教育程度稍稍高一些后,才可能尝试任何形式的选举。在那之前,他临时采用一种可行的政府体制,基于君权神授。因为我的忠诚,他对我的奖赏是就餐时可以坐在他的右侧,另外我也负责保持他的厕所一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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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的准备 – 李娟

2018年3月28日 评论已被关闭

自从我出了两本书后,我妈便在村子里四处吹嘘我是“作家”。可村民们只看到我整天蓬头垢面地满村追鸭子,纷纷表示难以置信。而我妈对他们说着说着,扭头一看,我正趿着拖鞋,沿着水渠大呼小叫地跑,边跑边挥棍子,也实在不像样,便觉得很没面子。

后来,终于有人相信了。乌伦古河下游三十公里处新建了一个牧民定居新村“胡木吉拉”,村里有人来找到我妈,要我去该村当“村长助理”,一个月给我两百块钱。又表示这个价位是合理的,村长本人才四百块。

我妈备感受辱,傲慢道:“我的女儿可做不了那种事!”

他很奇怪:“你不是说她是作家吗?”

总之,在阿克哈拉村,我实在是个扑朔迷离的人物。主要有四大疑点:一、不结婚;二、不工作;三、不串门;四、不体面。

然而这个冬天,我终于要像模像样地做一件作家才做的事了——我要跟着迁徙的羊群进入乌伦古河南面广阔的荒野深处,观察并记录牧民最悄寂深暗的冬季生活。于是我妈赶紧四处散播这个消息,并进一步宣扬我的不同凡响。然而如何让牧民们理解我这一行为呢?她只能作如下解释:“她要写。把你们的,这样的,那样的,事嘛,全写出来!”

牧民们便“噢”地恍然大悟状,又低声交头接耳:“那有什么可写的!”

无论如何,一个汉族姑娘要进“冬窝子”的消息还是很快就传遍了喀吾图乡的几个牧业队。我妈开始挑选愿意带我同行的家庭。

才开始,我雄心勃勃,要跟一户路程在四百公里以上、骑十几天马才能到达驻地的人家,想把游牧生活最艰辛之处遍尝一遍。可是,路程超过十天的人家都不肯捎我,怕我添麻烦。更重要的是,我的雄心壮志随着转场日期的一天天来临,也一点点消融——想想看:半个月的时间,夜夜睡雪地,休息不足四个钟头;天天凌晨起身,摸黑出发;顶着寒流赶羊追马,管理驼队,拾掇小牛……我这八十来斤的体格,还是别逞那个强了。于是对路程的要求降低为一个礼拜……终于,在临行前一个星期,又降至四天以下……

在经过我们阿克哈拉村的牧民中,行程三四天的牧民家庭多半是喀吾图乡牧业三队的。亲爱的扎克拜妈妈家就在三队,我曾和他们一家生活过一个夏天。照说,继续跟着他们生活再好不过。可自从那年在扎克拜妈妈家住了几个月后,牧民间四处传言我是她儿子斯马胡力的“汉族对象”,令我很生气。斯马胡力的老婆沙拉特更生气。一段时间里,她一见到我就把脸垮得长长的,一直垮到地上。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扎克拜妈妈一家都不会说汉语,我们之间的交流困难而蹊跷,误会重重。

而其他会一些汉语的人家大都是年轻夫妇,也极不方便。——既然是年轻夫妇,肯定很恩爱了。万一人家晚上要过夫妻生活,岂不……岂不影响我休息?

所谓“冬窝子”,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地方,而是游牧民族所有的冬季放牧区。从乌伦古河以南广阔的南戈壁,一直到天山北部的沙漠边缘,冬窝子无处不在。那些地方地势开阔,风大,较之北部地区气候相对暖和稳定,降雪量也小,羊群能够用蹄子扒开薄薄的积雪寻食下面的枯草,而适当的降雪量又不会影响牧民们的生活用水和牲畜的饮用水。

冬牧场远比夏牧场干涸、贫瘠,每家每户的牧地因此非常阔大,一家远离一家,交通甚为不便,甚至可算是“与世隔绝”。

进入冬窝子的牧民们,在大地起伏之处寻找最合适的背风处的洼陷地,挖一个一两米深的坑,坑上搭几根木头,铺上干草束,算做顶子,再修一条倾斜的通道通向坑里,装扇简陋的木门,便成了冬天的房子:地窝子。于是,在无数个冬天里,一家人便有了挡风避寒之处。地窝子都不会很大,顶多十来个平方,一面长长的大床榻加一只炉子,一个小小的厨房角落,便抵得满满当当。人们在其中生活,摩肩促膝,实在没什么私密性可言……

总之,去冬窝子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选择的范围小之又小。

就这样,最终选择了居麻一家。

居麻很能说些汉话,他家搬家路程为三天。居麻夫妻俩年近半百,随行的只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加玛——真是再理想不过啦!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年居麻欠了我家好多钱,他家又太穷,看情形是还不起了,也不指望了。不如到他家住几个月,把钱全吃回来——这是我妈的主意。

可后来,每当我扛着三十多斤的雪步履蹒跚、气喘如牛地走在茫茫沙漠中,便忍不住喟叹:失策了。

此行还有一个物件觉得有必要准备,就是温度计。可我找遍了阿勒泰市与富蕴县也没买到专业的便携式温度计。最后只好买了把一尺多长的大家伙,安慰自己:大了不容易丢。拿回家试了几天,倒是蛮准的,只可惜最低只能测到零下三十五度,遇到零下四十多度的高寒天气就只能估算了。

还有一项重大准备是理发。我打算剪那种比光头稍长一些的短发,因为预感到未来几个月内可能洗不成头了(其实还是洗了几次的……)。可恨的是,经营村里唯一一家理发店的姑娘玛依拉正在谈恋爱,不好好做生意,整天神出鬼没。她的店一天去十次,有八次是关着的。另外两次要么有人正在理,要么热水没烧好,让我再等一个小时。不用说,一个小时后,又没人影了。弄得我很恼火,干脆自己胡乱剪了剪就上路了。于是乎,此后的日子里,每当面对客人或出门做客时,头发是最伤我自尊心的东西……

同时,我下定决心学习哈语,并且很有野心,不但要学说,还要学写。我特意借了一套哈语自学材料,准备大干一场。然而真学起来谈何容易!虽说阿拉伯字母只比拉丁字母多出来六个,但顿感千军万马,气势汹汹。一根舌头根本不够用。书写起来更是曲里拐弯,千头万绪,一堆扯不清的乱线头似的……唉——“自学成才”四字何其艰难!

启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依据牧人的习惯把表往后调了两个小时,改为本地时间。之前我一直用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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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美好 – 王小波

2018年3月26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原是学理科的,最早学化学。我学得不坏,老师讲的东西我都懂。化学光懂了不成,还要做实验,做实验我就不行了。用移液管移液体,别人都用橡皮球吸液体,我老用嘴去吸——我知道移液管不能用嘴吸,只是橡皮球经常找不着——吸别的还好,有一回我竟去吸浓氨水,好像吸到了陈年的老尿罐里,此后有半个月嗓子哑掉了。做毕业论文时,我做个萃取实验,烧瓶里盛了一大瓶子氯仿,滚滚沸腾着,按说不该往外跑,但我的装置漏气,一会儿就漏个精光。漏掉了我就去领新的,新的一会儿又漏光。一个星期我漏掉了五大瓶氯仿,漏掉的起码有一小半被我吸了进去。这种东西是种麻醉药,我吸进去的氯仿足以醉死十条大蟒。说也奇怪,我居然站着不倒,只是有点迷糊。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把实验做了出来,证明我的化学课学得蛮好。但是老师和同学一致认为我不适合干化学。尤其是和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同学更是这样认为,他们也吸进了一些氯仿,远没我吸得多,却都抱怨说头晕。他们还称我为实验室里的人民公敌。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继续干化学,毒死我自己还不要紧,毒死同事就不好了。我对这门科学一直恋恋不舍:学化学的女孩很多,有不少长得很漂亮。

后来我去学数学,在这方面我很有天分。无论是数字运算,还是公式推导,我都像闪电一样快,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人家都说,我做起数学题来像小日本一样疯狂:我们这一代人在银幕上见到的日本人很多,这些人总是头戴战斗帽,挺着刺刀不知死活地冲锋,别人说我做数学题时就是这么个模样。学数学的女孩少,长得也一般。但学这门科学我害不到别人,所以我也很喜欢。有一回考试,我看看试题,觉得很容易,就像刮风一样做完了走人。等分数出来,居然考了全班的最低分。找到老师一问,原来那天的试题分为两部分,一半在试题纸的正面,我看到了,也做了。还有一半在反面,我根本就没看见。我赶紧看看这些没做的题,然后说:这些题目我都会做。老师说,知道你会,但是没做也不能给分。他还说什么“就是要整整你这屁股眼大掉了心的人”。这就是胡说八道了。谁也不能大到了这个地步。一门课学到了要挨整的程度,就不如不学。

我现在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数学家,更不是物理学家。我靠写文章为生,与科技绝缘——只是有时弄弄计算机。这个行当我会的不少,从最低等的汇编语言到最新潮的C++全会写,硬件知识也有一些。但从我自己的利益来看,我还不如一点都不会,省得整夜不睡,鼓捣我的电脑,删东加西,最后把整个系统弄垮,手头又没有软件备份。于是,在凌晨五点钟,我在朋友家门前踱来踱去,抽着烟。早起的清洁工都以为我失恋了,这门里住着我失去的恋人,我在表演失魂落魄给她看。其实不是的,电脑死掉了,我什么都干不了,更睡不着觉。好容易等到天大亮了,我就冲进去,向他借软件来恢复系统。——瞎扯了这么多,现在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我和科学没有缘分,但是我爱科学,甚至比真正的科学家还要爱得多些。

正如罗素先生所说,近代以来,科学建立了一种理性的权威——这种权威和以往任何一种权威不同。科学的道理不同于“夫子曰”,也不同于红头文件。科学家发表的结果,不需要凭借自己的身份来要人相信。你可以拿一支笔、一张纸,或者备几件简单的实验器材,马上就可以验证别人的结论。当然,这是一百年前的事。验证最新的科学成果要麻烦得多,但是这种原则一点都没有改变。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科学。

科学的美好,还在于它是种自由的事业。它有点像它的一个产物互联网(Internet)——谁都没有想建造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电脑网络,大家只是把各自的网络连通,不知不觉就把它造成了。科学也是这样的,世界上各地的人把自己的发明贡献给了科学,它就诞生了。这就是科学的实质。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这么诞生的,那就是市场经济。做生意的方法,你发明一些,我发明一些,慢慢地形成了现在这个东西,你看它不怎么样,但它还无可替代。一种自由发展而成的事业,总是比个人能想出来的强大得多。参与自由的事业,像做自由的人一样,令人神往。当然,扯到这里就离了题。现在总听到有人说,要有个某某学,或者说,我们要创建有民族风格的某某学,仿佛经他这么一规划、一呼吁,在他画出的框子里就会冒出一种真正的科学。老母鸡“格格”地叫一阵,挣红了脸,就能生一个蛋,但科学不会这样产生。人会情绪激动,又会爱慕虚荣。科学没有这些毛病,对人的这些毛病,它也不予回应。最重要的是:科学就是它自己,不在任何人的管辖之内。

对于科学的好处,我已经费尽心机阐述了一番,当然不可能说得全面。其实我最想说的是:科学是人创造的事业,但它比人类本身更为美好。我的老师说过,科学对中国人来说,是种外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有过种种偏差:始则惊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把它看做一种宗教,拜倒在它的面前。他说这些理解都是不对的,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老师说得很对。我能补充的只是:除了学习科学已有的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我现在不学科学了,但我始终在学习这些素质。这就是说,人要爱平等、爱自由,人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科学最有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两样做根基。对个人而言,没有这两样东西,不仅谈不上成就,而且会活得像一只猪。比这还重要的只有一样,就是要爱智慧。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做聪明人才有前途,当笨蛋肯定是要倒霉。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吧,我写了篇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论证人爱智慧比当笨蛋好些。结果冒出一位先生把我臭骂一顿,还说我不爱国——真是好没来由!我只是论证一番,又没强逼着你当聪明人。你爱当笨蛋就去当吧,你有这个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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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头子灰背青 – 汪曾祺

2018年3月23日 评论已被关闭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齐斛律金这首用鲜卑语唱的歌公认是北朝乐府的杰作,写草原诗的压卷之作,苍茫雄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千多年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南人”,都从“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句诗里感受到草原景色,向往不已。

但是这句诗有夸张成分,是想象之词。真到草原去,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色的。我曾四下内蒙,到过呼伦贝尔草原,达茂旗的草原,伊克昭盟的草原,还到过新疆的唐巴拉牧场,都不曾见过“风吹草低见牛羊”。张家口坝上沽源的草原的草,倒是比较高,但也藏不住牛羊。论好看,要数沽源的草原好看。草很整齐,叶细长,好像梳过一样,风吹过,起伏摇摆如碧浪。这种草是什么草?问之当地人,说是“碱草”,我怀疑这可能是“草菅人命”的“菅”。“碱草”的营养价值不是很高。

营养价值高的牧草有阿格头子、灰背青。

陪同我们的老曹唱他的爬山调:

阿格头子灰背青,四十五天到新城。

他说灰背青,叶子青绿而背面是灰色的。“阿格头子”是蒙古话。他拔起两把草叫我们看,且问一个牧民:

“这是阿格头子吗?”

“阿格!阿格!”

这两种草都不高,也就三四寸,几乎是贴地而长。叶片肥厚而多汁。

“阿格头子灰背青,四十五天到新城。”老曹年轻时拉过骆驼,从呼和浩特驮货到新疆新城,一趟得走四十五天。那么来回就得三个月。在多见牛羊少见人的大草原上,拉着骆驼一步一步地走,这滋味真难以想象。

老曹是个有趣的人。他的生活知识非常丰富,大青山的药材、草原上的草,他没有不认识的。他知道很多故事,很会说故事。单是狼,他就能说一整天。都是实在经验过的,并非道听途说。狼怎样逗小羊玩,小羊高了兴,跳起来,过了圈羊的荆笆,狼一口就把小羊叼走了;狼会出痘,老狼把出痘子的小狼用沙埋起来,只露出几个小脑袋;有一个小号兵掏了三只小狼羔子,带着走,母狼每晚上跟着部队,哭,后来怕暴露部队目标,队长说服小号兵把小狼放了……老曹好说,能吃,善饮,喜交游。他在大青山打过游击,山里的堡垒户都跟他很熟,我们的吉普车上下山,他常在路口叫司机停一下,找熟人聊两句,帮他们买拖拉机,解决孩子入学……我们后来拜访了布赫同志,提起老曹,布赫同志说:“他是个红火人。”“红火人”这样的说法,我在别处没有听见过。但是用之于老曹身上,很合适。

老曹后来在呼市负责林业工作。他曾到大兴安岭调查,购买树种,吃过犴鼻子(他说犴鼻子黏性极大,吃下一块,上下牙粘在一起,得使劲张嘴,才能张开。他做了一个当时使劲张嘴的样子,很滑稽)、飞龙。他负责林业时,主要的业绩是在大青山山脚至市中心的大路两侧种了杨树,长得很整齐健旺。但是他最喜爱的是紫穗槐,是个紫穗槐迷,到处宣传紫穗槐的好处。

“文化大革命”,内蒙大搞“内人党”问题,手段极其野蛮残酷,是全国少有的重灾区。老曹在劫难逃。他被捆押吊打,打断了踝骨。后经打了石膏,幸未致残,但是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他还是那么“红火”,健谈豪饮。

老曹从小家贫,“成分”不高。他拉过骆驼,吃过很多苦。他在大青山打过游击,无历史问题,为什么要整他,要打断他的踝骨?为什么?

阿格头子灰背青,四十五天到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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