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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 – 佐藤富雄

2017年10月20日 评论已被关闭

“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我对很多人说。

“好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没问题”,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他们的每一天都会过得非常顺利,即使遇到了困难,他们也能够渡过难关。

相反,每天听嚷着“太糟了”“太让人气愤了”“没办法了”的人,遇到的挫折也特别多,运气也显得特别糟糕。

你自己或是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呢?

如果你看不清自己,那么,就试着看一下周边的人与事,你一定会发现人们都过着他们嘴上所说的人生。

特别地跟钱有关的事情,这一点会更明显。

令人吃惊的是,每天叫着“没钱”的人,真的都要是跟金钱无缘的人。这里最关键的信息不是“因为穷而没钱”,而是“天天说着没钱所以穷”。

你必须要意识到,每天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拥有很大的威力,从而去改变自己的话语。

每天你所说的话,都要给你的一天指明了方向。

你说的话一定会在说出口后,变成现实。

这是由人的大脑与自律神经决定的事情。人的自律神经通过决定大脑皮层来支配身体。而我们的大脑正是通过学习自律神经将想法传达到身体各部分,从而操纵它们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

小到从自动售货机买饮料这种日常琐事,大到搭乘航天飞机飞太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某种想法,在考虑“就这样做”“会变成这样的”后,最终得以实现的。

如果要给人们的想法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那一定就是人们说的话了。

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语言其实已经在脑海里浮现了,因此,要把脑海里的语言变成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何让语言在脑海里浮现,又该如何把自己正考虑的事情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你最终决定说出口的言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

积极的语言,才能把你带向美好的人生。

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的自动引擎。只要按下按钮,它就一定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

所以,大家首先需要记住的是:我们一定要说积极向上的话。只要持续使用非常积极的话语,就能积累起相关的重要信息,于是在不经意间,我们就已经行动起来,并且逐渐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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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的故事 – 倪匡

2017年10月18日 评论已被关闭

中国古代的爱情传说故事中,很有些匪夷所思在内,而居然能传诵久远。看来,除了说明中国人在传统生活中根本不懂得男女爱情之外,还蠢笨得可以。

男女同窗共室三年,只因女的扮了男装。所以不知是女子的故事大家最熟悉了。这故事并不是妙在三年之久不知同房是异性,而是妙在一知是异性,就立即对之生爱,要娶她,娶不到,就要死要活。本来是对男同学的感情,霎时之间,可以“自动转账”,那么男女之间的恋情,岂非滑稽得很?

而这样的一个故事,居然便是爱情故事的代表作!还有一个故事:男的约了女的在桥下见面,男的先到,等着等着,女的还没来,潮水涨了,男的由于要守信,不肯离开桥下,叫河水淹死了。

这种故事,听的人要是竟然没有疑问,全盘接受,那么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了!守信固然重要,但离开一下桥底,到桥头上站着,又有何妨?女的来了,是看到男的站在桥头高兴,还是看到桥下一具浮尸高兴?

或曰,只是故事,何必认真。

实在非认真不可,这种白痴故事,也被当作爱情故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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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发现的生活 – 马克.吐温

2017年10月17日 评论已被关闭

那个人家住费城,小时候很穷,他走进一家银行,问道:“劳驾,先生,您需要帮手吗?”一位仪表堂堂的人回答说:“不,孩子,我不需要。”

孩子满腹愁肠,他嘴里嚼着一根甘草棒糖,这是他花一分钱买的,钱是从虔诚、好心的姑妈那里偷来的。他分明是在抽泣,大颗大颗的泪珠滚到腮边。他一声不吭,沿着银行的大理石台阶跳下来。那个银行家用很优雅的姿势弯腰躲到了门后,因为他觉得那个孩子想用石头掷他。可是,孩子拾起一件什么东西,却把它揣进又寒碜又破烂的夹克里去了。

“过来,小孩儿。”孩子真的过去了。银行家问道:“瞧,你捡到什么啦?”他回答:“一个别针儿呗。”银行家说:“小孩子,你是个乖孩子吗?”他回答说是的。银行家又问:“你相信主吗?——我是说,你上不上主日学校?”他回答说上的。

接着,银行家取来了一支用纯金做的钢笔,用纯净的墨水在纸上写了个“St.Peter”的字眼,问小孩是什么意思。孩子说:“咸彼得。”银行家告诉他这个字是“圣彼得”,孩子说了声“噢”。

随后,银行家让小男孩做他的合伙人,把投资的一半利润分给他,他娶了银行家的女儿。现在呢,银行家的一切全是他的了,全归他自己了。

我叔叔给我讲了上述这个故事,我花了六个星期在一家银行的门口找别针儿。我盼着哪个银行家会把我叫进去,问我:“小孩子,你是个乖孩子吗?”我就回答:“是呀。”他要是问我“St.John”是什么意思?我就说是“咸约翰”。可是,银行家并不急于找合伙人,而我猜他没有女儿,恐怕有个儿子,因为有一天他问我说:“小孩子,你捡什么呀?”我非常谦恭有礼地说:“别针儿呀。”他说:“咱们来瞧瞧。”他接过了别针。我摘下了帽子,已经准备跟着他走进银行,变成他的合伙人,再娶他女儿为妻子。但是,我并没有受到邀请。他说:“这些别针儿是银行的,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在这儿溜达,我就放狗咬你!”后来我走开了,那别针儿也被那吝啬的老畜生没收了。这就是我所发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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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模拟 – 胡里奥.科塔萨尔

2017年10月16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们是一个奇怪的家庭。在这个为了义务或吹嘘而做事的国度里,我们喜欢自由选择,就是喜欢这样,喜欢毫无用处的模拟。

我们有一个缺陷:没有独创性。几乎我们要做的一切都是受著名模特的启发———坦白地说,就是抄袭。即便有什么新招儿,也总是不合时宜、令人吃惊或引起轩然大波。我大伯说,我们就像拓蓝纸下面的抄件,与原作一模一样,只是颜色、纸张和目的不同。我三姐则以安徒生的机械夜莺自比;她的浪漫简直令人厌恶。

我们是个大家庭,住在洪堡大街。

我们做事情,但要进行表述却很困难,因为缺少最重要的东西,对做事情的渴望与期盼,比结果重要得多的惊喜,使全家宛似纸牌的城堡坍塌在地上,而且一连数日只有叹息与狂笑的失败。讲述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时简直是填补无法填补的空白,因为我们往往遭遇贫穷、囚禁或疾病,有人死去或者有人叛变(提到这便令人痛心)、放弃或进了“税务局”(人们一进了“税务局”,便“六亲不认”,只认钱了。所以作者如是说。———译者注)。但不要因此而推论出我们遇到了挫折或感到悲哀。

我们住在太平洋大街,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是很多有思想并乐于付诸实践的人。绞刑架就是一例,这个主意究竟出自何人,至今众说纷纭,五妹认为是我堂兄弟中的一个,因为他们很有哲学头脑,可我大伯却坚持说,是他读了一部袍剑小说以后想出来的。其实这对我们无关紧要,唯一有意义的是做实事,所以我对叙述此事毫无情趣,不过是为了不觉得这无聊傍晚的雨声离得这么近罢了。

我们家门前有个花园,这在洪堡大街十分少见。它如一般院落大小,可是却比街道高出三级台阶,显然像一个平台,是做绞刑架的理想场地。由于围栏是用毛石和铁棍砌成的,因此干活的时候,行人不会进到家里来;他们可以躲在街上,一连几个小时,但对我们却无妨碍。“我们在月圆时动工”,我父亲指示说。白天我们到胡安·保蒂斯塔·胡斯托大街的料场去找木料和铁料,但我的姐妹们却留在客厅里学习狼叫,因为我小姑认为,绞刑架会把狼招来并引得它们对着月亮嚎叫。钉子和工具由我的堂兄弟们负责;大伯画草图,并与我母亲和二叔探讨刑具的规格与样式。我记得讨论的结果:他们严肃地决定要建造一个相当高的刑场,竖立起一个滑轮和一座绞刑架,并留有自由的空间以便根据案情来决定是用刑还是砍头。大伯觉得,与他的初衷相比,这显得十分贫乏与寒酸,但花园的面积与材料的消费总是使全家的雄心受到局限。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吃过意大利面条之后开始动工。尽管我们从不在乎邻居们说什么,为数不多的旁观者显然以为我们要加盖一两间房屋以扩大居住面积。第一个感到惊讶的是堂克雷斯塔,对面的小老头儿,他来询问我们为什么要设置那座平台。我的姐妹们聚集在花园的角落里,发出几声狼叫。好多人围拢来,但我们一直干到夜幕降临,建好了平台和两个台阶(为了神甫和囚徒用的,因为他们不应走在一起)。星期一,一部分家人去做各自的营生,既然活着就得做点什么,其余的人就开始立绞刑架,而大伯则在查阅古代滑轮的图纸。他的思路是将滑轮尽可能高地置于一根稍稍弯曲的杆子上,比如一棵刮光了的白杨树干。为了使他高兴,二哥和堂兄弟们开着小卡车去寻找白杨树;与此同时,大伯和母亲在安装滑轮的辐条,我在准备一个铁箍。那时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到处都是锤子的敲击声,姐妹们在客厅学着狼叫,邻居们聚拢在街道上交头接耳,在晚霞的紫红色中,绞刑架渐渐耸立起来,只见小叔骑在横梁上,固定钩子并打着活结。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街上的人们都明白了我们在做什么,抗议与威胁的合唱快乐地鼓舞着我们以滑轮的竖立而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有几位放肆的人企图阻止二哥和堂兄弟们用小卡车将那棵理想的白杨树干运进家门。全家自始至终努力地将树干箍紧,齐心协力地往花园里拉,一个揪着树根的小孩儿也被拉了进来。父亲亲自将小孩儿还给了他怒不可遏的父母,礼貌地将他送过了街道,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感情的交流时,大伯在堂兄弟们的帮助下,已将滑轮安装在树干的一端并着手将它竖立起来。正当全家聚集在平台上赞扬绞刑架优美的形象时,警察来了。只有三姐站在门口,自然由她与副局长本人交涉。没费多少唇舌就说服了他:我们是在自家施工,只有绞刑架的使用才具有违反宪法的性质,邻居们的嘀嘀咕咕无非是出于怨恨与嫉妒。夜幕的降临使我们避免了浪费更多的时间。

在一盏电石灯的照耀下,我们在平台上吃晚饭,上百个怀着怨恨心理的邻居窥视着我们;我们觉得烤乳猪从来没有这么香过,红葡萄酒也更浓更甜了。一阵北风轻轻地摇曳着绞刑架的绳索;滑轮发出吱吱声,好像乌鸦已落在那里吃东西了。围观者们开始离去,嘴里嘟囔着威胁的话语;二三十个固执的人留在街道上,似乎在等候着发生什么事情。喝过咖啡之后,为了观看从平台栏杆上升起的月亮,我们熄灭了灯盏,姐妹们嚎叫着,堂兄弟与叔伯们在平台上漫步,踩得地基直颤。在接下来的寂静中,月亮已经升到绳索活结的高度,在滑轮上似乎笼罩着一片镶着银边的云。我们看着这一切,从心里感到快乐,可邻居们却在街道上嘀咕,似乎已处在绝望的边缘。他们点着了纸烟,开始离去,有些穿着睡衣,另一些走得更慢。街上没人了,远处有警笛声,108路小公共汽车定时驶过;我们已经睡觉去了,做着关于节日、大象和丝绸衣裳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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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 – 苏童

2017年10月12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童年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我父母除了拥有四个孩子之外基本上一无所有。父亲在市里的一个机关上班,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去匆匆;母亲在附近的水泥厂当工人,她年轻时曾经美丽的脸到了中年以后经常是浮肿着的,因为疲累过度,也因为身患多种疾病。多少年来,父母亲靠80多元收入支撑一个六口之家,可以想象那样的生活多么艰辛。

我母亲现在已长眠于九泉之下。现在想起来,她拎着一只篮子去工厂上班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篮子里有饭盒和布鞋底,饭盒里有时装着家里吃剩的饭和蔬菜。而那些鞋底是预备给我们兄弟姐妹做棉鞋的,她心灵手巧却没有时间,必须利用工余休息时絮好所有的鞋底。

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的溺爱,我记得的是清苦:记得一盏15瓦的灯泡暗淡地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铺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记得四个孩子围坐在方桌前吃一锅白菜肉丝汤,两个姐姐把肉丝让给两个弟弟吃,但因为肉丝本来就很少,挑几筷子就没有了。母亲有一次去买盐时掉了5元钱,整整一天她都在寻找那5元钱的下落。当她彻底绝望时我听见了她伤心的哭声。我对母亲说:“别哭了,等我长大了挣100块钱给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大概只有七八岁,我显得早熟而机敏。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过年,过年可以放鞭炮、拿压岁钱、穿新衣服,可以吃花生、核桃、鱼、肉、鸡和许多平日吃不到的食物。我的父母和街上所有的居民一样,喜欢在春节前后让他们的孩子幸福和快乐几天。

当街上的鞭炮屑、糖纸和瓜子壳被最后打扫一空时,我们一年一度的快乐也随之飘散。上学、放学、做作业,因为早熟或者不合群的性格,我很少参与打玻璃弹子、拍烟壳这类游戏。父母在家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吵架,姐姐躲在门后啜泣,我则站在屋檐下望着长长的街道和匆匆而过的行人,心怀受伤后的怨恨:为什么左邻右舍都不吵架,为什么偏偏是我家常常吵个不休?我从小生长的这条街道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小说作品中,当然已被虚构成“香椿树街”了。街上的人和事常常被收录在我的笔下,只是因为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又非常清晰,从头拾起令我有一种别梦依稀的感觉。

1989年2月,我女儿天米是这年2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对于妻子和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个人在南京过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大祸。那是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脸盆里的半盆血,却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妻子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生?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性从此有所改变了。

1989年国庆节前夕,我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拖着病体又带了四个孙子、孙女、外孙女,她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当知道了癌症结果时,我们一家人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于现代医疗技术,但心里已经有一块可怕的阴影挥之不去。

母亲动手术后的某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面登载了后来给我带来好运的《妻妾成群》。现在,我常常想起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想想就不敢再想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当我在我的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

我记得,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之前,医生已经宣布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了。我记得我当时想掐住医生的喉咙,不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最终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

1990年,炎夏之际,我抱着牙牙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7月母亲去世,她才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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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女友 – 佚名

2017年10月11日 评论已被关闭

有一年圣诞节,室友和女朋友约会去了。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我把浴室的灯灯开,把热水灯开,浴室里就雾气腾腾透出光亮,像一个神迹显现。我在隔着一个客厅的房间里上网,写日志,发微博,假装自己正在等一个女人洗完澡,出来陪我做爱,但其实水是我开的,浴室里没人。

我的室友回来了,带着一个女孩,他很吃惊的看着浴室。

“你带了人回来吗?”

我本应该诚实,但真相太可悲了,我回复的是:“嗯,我带了人回来。”

他拍拍我,说好小子,真看不出来呀,那就不打扰你了,便神色隐秘的一笑,和他的女友钻进他的房间了。

但其实浴室里没有人,水是我开的,过了一会,我觉得这样很浪费,就把水关了回到自己的房间睡着了。

后来我的室友就跟人说,我有一个女友。别人就一问我,你有一个女友吗。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是,嗯,我有女朋友。

因为我不能告诉他们水是我开的,卧室里没有人。

所以我度过了一段麻烦的日子。我不能和朋友们出去了,因为他们听说,我有个女友。

“去陪你的小情人吧”,他们一群人哄着赶走了我。

工头福利发电影票,他们给了我两张,我装作很感谢的样子,可是我从哪儿找另一个人陪我去看电影呢。所以我一个人,旁边的位置上放着我的爆米花。

“你和你的女朋友吵架吗?”他们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说,不经常吵,这是真的,嗯,我们没吵过架。

有些时候他们看见不到我的女朋友,就很奇怪,为什么见不到你的女朋友呢。而且有些心直口快的女孩说,你从不给你的女朋友买东西,还说,不吵架,就是冷战了,分手了。所以我被她们拉着买了一些女人的小玩意,有些东西真的不错,我想,在我送给她的时候,她会很高兴吧。

后来他们还是没有见过我的女朋友,一直都没有。我怎么办?告诉他们浴室里没有人,水是我开的?不行,我说不出口。没有办法,我买了一些卫生巾,不常见的型号,还有唇膏,一些粉底。

有人走进我的房间,说这些东西是谁的。

“那些是我女朋友的,因为她有时候在我这里过夜,所以我为她准备了一些常用品,比如卫生巾,这个是她特别用的那种。”

女人听完泪眼婆娑,揪她男友的袖子,你看看人家的男朋友!他身边的男人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色。

谁会不信我呢?谁会不信我有个女友呢。只是她性格怪异,不爱见人而已。

我隔三差下给卫生巾滴上可乐,扔进厕所的垃圾桶里,我上班前在粉底上揩一下,抹在脸上。要是有一部相机留下每天我卧室内的照片,那些东西部在一天天减少,看起来就好像有个隐形女友一样。反正人人都相信我有个女朋友,没人会发觉浴室里其实没有人,水是我开的。

又过了很长时间,工头找我去办公室,面带关切,莫名其妙给了我一天假,隔壁桌的两个女孩面带同情的看着我,鼓励我,像我这么好的男人,肯定能找到更好的。我才知道有人看到我一个人去看电影了,还看到我一个人坐了两个人的位子,在电影中间哭。

哦,原来我是失恋了,虽然那部片子很感人啊!

我简直想痛骂自己一顿,这是早就可以通往解脱的一条路,我早就该这么说啊!卫生巾和粉底太贵了,化妆品我都买了Channel的。我不知不觉这么过了好长时间,都没有钱付房租了!

我揪着自己的头发,很痛苦的样子,我看见她们又捂着嘴,用手护住鼻梁两边,向眼睛里扇风,背过头。终于,还是有一个人忍不住还哭了。

我没哭,我跟我女友没什么感清。

我又单身了,吃过两顿安慰饭之后,一切又回归了生活的平静,有女孩要给我介绍女朋友。

“他为她女友买专用的卫生巾呢!”她们不厌其烦的说,讲了很多我部不知道的痴情故事。是吗?那个介绍来的女孩偏过头来看一眼我。

我怎么办,我只能说,是啊,难道要我告诉她,浴室里没有人,水是我开的。

我跟那个女孩出去了两次,后来她委婉的把这事分了。

“你的心里空落落的,我感觉你还爱着她,我没信心取代这个位置。“她眼红红的。临走,还给我一拥抱。

这姑娘真有意思。我没有女朋友,浴室的水是我开的。但我不能告诉他。

后来就没人给我介绍女朋友了。

经她这么一点拨,我开始想念起我的前女友来,然后我想起来,我没有一个前女友啊,浴室里没有人,水是我开的。

又到了一年圣诞节,还是那个室友,和一个不同的姑娘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上网。

我那时候想,不知道那一年圣诞节,我究竟是因为什么把浴室里的热水灯开呢?我一个人点着一根烟,在昏暗的灯光里,感觉很静,想了很久,突然想起来,原来我是在想象有一个女孩是属于我的。

没有抗拒这诱惑力,我打开灯,扭开热水,浴室里就雾气腾腾透出光亮,像一个神迹显现。这时候,我的室友搂着那个女孩回来了,他看着浴室,先是好奇,接着露出了惊讶和欣喜的神色。

“是她回来了?”

他旁边的女孩看起来高兴极了,对我室友说:“是你跟我说的那个吗,是他以前那个女朋友吗?”

两个人开心的不得了,在客厅里高兴的又蹦又跳,好像约瑟和马利亚。

“不,没有人。”我说,“浴室里的水是我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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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老成了我的孩子 – 黄金梅

2017年10月10日 评论已被关闭

您躺在床上怯生生地看着我,像犯了错的孩子等待着家长的呵责。我心里有了数,一边目光尽量柔和地迎向您那惊慌失措的与年龄不相称的眼睛,一边走到床前掀开被子,褪下您的裤子,果然,濡湿一片——您又尿床了。

这就是得了两次中风又得了老年痴呆症的您!

母亲总是很忙,一见您尿床,总像训孩子一样责备您:“又尿啦,又拉啦!”当然,最后还是会把您收拾干净,把脏尿片、被褥拿去河沟洗了。

“我来。”我说。

我揽下了照顾您的活儿,在上班前下班后。

二十岁的我学会了给人换尿布,学会了给人洗澡,学会了如何逗孩子(智商如孩童的您)开心,学会了挎着装着沾满屎尿的尿布的篮子去河沟洗,像一个小媳妇。

您像孩童一样依恋着我。

常在天气好的时候,抱您出屋呼吸新鲜空气。我说:“这月季花生虫了。”您会立即应和:“是的,因为下露水了。”我不置可否,但是,看着正仰首等待表扬的您,加之您的回应如此积极,我还是带着满意的表情,朝您点了点头,您便会得意地“嘿嘿”笑。

常给您洗澡,总希望您身体如我般洁净。调好洗澡水,去抱八九十斤的您,力小的我总是两手抄在您身后,深吸一口气,心里先生出一股蛮力来,再双臂运力将您抱起,稳稳地、轻轻地放入盆中。我用毛巾柔柔地擦洗那一根根突出的肋条下满是老年斑的松弛皮肤。您总会嘿嘿地笑,带着少女般的羞涩,任凭我揉搓。

您吃饭,总是在堂屋。盛好饭菜,放上汤匙,我便会在一旁候着。我得时不时地为您拭去下巴上的米粒和溢出的汤汁,还得时时提防您拿汤匙的手会把碗碰翻,一如刚会吃饭的孩子。但我一定不会去捡桌上的米粒送到您嘴里,如当年的您一般。

天凉了,您枯瘦的手冰凉冰凉的,如那冰砣。您为什么不哭呢,如同放学回家,冻得直哭地扑向您的儿时的我?我会拉过您的手,把它放进我温暖的怀里,一如您把我冰冷的小手放进您温暖的怀里一样。

我知道,这都因为您,是您让我在被爱中学会了如何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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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下车 – 宫本辉

2017年10月9日 评论已被关闭

迄今算来,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和一位朋友报考一所私立大学,前去东京。更恰当的说,因为是去东京,便乘了去那方向的车。像世上所有的考生一样,也怀着几分不安,几分无底,眺望着窗外的景色。为了稳定情绪,就说说话,闲聊了起来。然而,从东京上来一个高中女生,坐在我们旁边的座位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个有沉鱼落雁之貌的美妞。我和那朋友多少有点乱了方寸,话也少了下来。待我那朋友想和女生搭话时,车已过了静冈。

她报考了京都的大学,正踏上回伊豆大仁的途中。我朋友在我耳边静悄声说:

“是伊豆的舞女啊!”

何以叫她伊豆的舞女,我不甚了了,只嗯嗯点头。女生也同我们渐渐谈得融洽起来,说三人如果都顺利考取,建议在哪儿一块庆祝一下。这话搅乱了我们的心思。留下那嫣然一笑后她在三岛下了车。

“我也不考东京的大学了,考京都的算了……”

我那朋友嘟哝着,并非全属玩笑。

“我刚才也一直在想,今年去考,大概得落榜,不如再温习一年,慢慢加强实力,明年再考更明智。”

我也掏出了真心话。主意就这么不经意中拿定了。父母给的去东京的花费,我们移用于伊豆的旅行上,于是就在热海下了车。——真是不孝之子。而且,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中途变卦。我们兴致极好,泡在伊豆的温泉里,想着住在大仁的漂亮女生。虽然她留了地址电话,可我们只是看着那张纸片,没有任何行动。三天后,就像刚考完试似的,回到了家。

半年后,朋友的父亲去世了,因为继承家业,继续持续运行,他打消了进大学的念头。

我呢,把入学考试的事扔过一边,到处找小说读。可两人心里,未能忘掉火车上认识的那女生的影子。聚在一起,总谈论这话题,她考上京都大学没有?很是挂念,真没办法。有一天,我们想了个猜拳的办法,谁输就给她家打电话。我输了,就拨通电话,正巧她从京都回来,接着电话,说已顺利考上了大学,住在丸太町一位亲戚家里。

“你是你们俩人中的谁呀?”

她问道。仅仅想开个玩笑,我报了朋友的姓名。沉吟片刻,她小声说:

“要是见面,我只和你单独相见。”

我默不作声,一动不动握着电话。之后,就挂断了。或许会有更好的做法,但十八岁的我却把这话瞒了下来。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哎,怎么样,说什么了?”

朋友目光发亮,一遍遍询问。我撒了个谎,说她没考上大学,出去工作了,她说不要再打什么电话,于是就挂断了。

“嘿,这么简单就吹了。”

他伸伸舌头,一笑。

这事儿,在我心里一直消不去。生平第一次失恋,怎么会不在心里留下伤痕呢?我的谎言可谓多矣,只有这次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之所以我现在写下来,是因为我那位情敌——那位朋友,死于交通事故已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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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 刘瑜

2017年9月30日 评论已被关闭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G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Grubic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像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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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食品 – 梁文道

2017年9月29日 评论已被关闭

说到食材,没有人不喜欢“天然”的,或许觉得它味道好一点,或许觉得它对健康好一点,甚至以为“天然”就是天生的好,不需要理由,正如“人工”在这个过度人工化时代里就必然坏一样,是件用不着解释的事。我当然也喜欢天然食品,但总是忍不住怀疑“天然”这个概念到底有多天然。

最近读书看到番茄酱名牌“Heinz”的故事,很值得拿出来和大家讨论。

话说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疯狂爱上番茄酱,似乎什么东西都得放上番茄酱才能入口。例如薯条,大家总觉得番茄酱定当是它的最佳搭档,盘古开天地以来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事实不然,这只是老美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的发明。你看比利时人,他们吃薯条的历史要比美国长远,他们的炸法也比美国人的更讲究,可是他们至今都不爱拿番茄酱去糟蹋薯条。

由于番茄酱热销,彼时遂有不少人投身这个行业。问题是番茄酱不经腌制也不发酵,不能久存,于是所有生产商都必须在产品里头加一种叫做苯甲酸的防腐剂。这种防腐剂的好处是无色无味,完全改变不了新鲜番茄酱的天然口味。可它有个坏处,那便是有害健康,吃多了会叫人得胃病。然而一般番茄酱用不着下那么多苯甲酸,所以也不至于引来大害,除非你拿番茄酱当正餐,从早吃到晚。

那年头是防腐剂的黄金岁月,在发达国家里面,几乎任何人工制炼过的食品都有防腐剂,无人觉得不妥。直到第一代天然食品运动兴起,少数医生科学家加上政治人物大力鼓吹,媒体才开始广泛宣扬防腐剂的坏处。怎么办呢?美国人既爱番茄酱,又不免担心苯甲酸的副作用,有没有可能做出不含防腐剂的番茄酱呢?大部分厂家都觉得这是个不可达成的任务,你不能又要它好看、原味,又要它耐存不坏,这是个自相矛盾的要求。

Henry Heinz就在此时找到了答案,他在新鲜番茄酱里倒入超出正常分量几倍的盐、糖,还有醋;如此一来,就算不下苯甲酸,番茄酱也能在瓶子里躺上好一段日子。配合天然食品运动,他的公司趁机大卖广告,而且聪明地抬高售价,让消费者相信愈是天然愈是昂贵的道理。终放,“Heinz”消灭掉无数对手,成就一方霸业,直到现在还是全球番茄酱的龙头老大。至于过量的糖和盐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坏处,那已经是几十年后才有人开始关注的课题了。

这段历史有趣的地方在于当年的“Heinz”标榜天然,标榜自己绝不添加防腐剂,但它的味道却一点也不天然。那股浓甜那股重咸,完全不是天然番茄酱该有的味道。几年前我第一次尝到某餐厅自家鲜制的番茄酱,觉得它的口味好奇怪好陌生,想来必是自己的口舌早已习惯“Heinz”式番茄酱之故。事实上,我们有谁不是被这种“天然”味道养大的呢?说不定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老厂家,它们那种放了苯甲酸但不加倍使用糖和盐的番茄酱,反而比较接近我曾经尝过的新鲜产品。你说,到底哪一个比较“天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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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 王小波

2017年9月28日 评论已被关闭

因为太太在做妇女研究,读了一批女权主义的理论书,我们常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做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女权主义的理论门类繁多(我认为这一点并不好),到底是哪一种就很重要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消除。这种观点在西方带点阶段论的色彩,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众所周知,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制度,党主张男女平等,政府重视妇女的社会保障,在这方面成就也不少。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不足。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企业精简职工,很多女职工被迫下岗。假若你要指责企业经理,他就反问道:你何不问问这些女职工自身的素质如何?像这样的题目报刊上讨论得已经很多了。很明显,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依赖社会保障,还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正如其他女权主义门派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向社会寻求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较多保障的人总是值得羡慕的——我年轻时,大家都羡慕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男女是否平等了?在这方面有一点争议。中国人自己以为,在这方面做得已经很不错。但是西方一些观察家不同意。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否把男人和女人同等看待。这个问题有难以评论的性质。众所周知,一有需要,上面就可以规定各级政府里女干部的比例、各级人代会里女代表的比例,我还听说为了配合“九五世妇会”,出版社正在大出女作家的专辑。因为想把她们如何看待就可以如何看待,这件事就丧失了客观性,而且无法讨论。另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国家里,妇女的实际地位如何,她们自身的素质、成就、掌握的决策权,能不能和男性相比。这个问题很严肃,我的意见是:当然不能比。妇女差得很多——也许只有竞技体育例外,但竞技体育不说明什么。我们国家总是从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框架出发去关怀女性,分配给她各种东西,包括代表名额。我以为这种关怀是不够的。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

西方还有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认为女性比男性优越,女人天性热爱和平、关心生态,就是她们优越的证明。据说女人可以有比男人更强烈、持久的性高潮,也是一种优越的证明,我很怀疑这种证明的严肃性。虽然女人热爱自己的性别是值得赞美的,但也不可走火入魔。一个人在坐胎时就有男女之分,我以为这种差异本身是美好的。别人也许不同意,但我以为,见到一种差异,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这是一种市侩心理——生为一个女人,好像占了很多便宜。当然,要按这个标准,中国人里市侩更多,他们死乞白赖地想要男孩,并且觉得这样能占到便宜。将来人类很可能只剩下一种性别——男或女。这时候的人知道过去人有性别之分,就会不胜痛惜,并且说:我们的祖先是些市侩。当然,在我们这里,有些女人有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风貌,中国话叫做“气管炎”。我个人认为,“气管炎”不是中国女性风范的杰出代表。我总是从审美的角度,而不是从势利的角度来看世界,而且觉得自己是个市侩——当然,这一点还要别人来评判。

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性之于女权主义理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的理论一样重要。这个观点中国人看来很是意外。再过一些年,中国人就会体会到这种说法的含义,现在的潮流正把女人逐渐地往性这个圈子里套。性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单方面地要求妇女,就很不平等。西方妇女以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丧失了尊严,这是有道理的。但回过头去看看“文化革命”里,中国的妇女和男人除了头发长几寸,就没有了区别,尊严倒是有的,只可惜了无生趣。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也该来取悦妇女,这样就恢复了妇女的尊严。假如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就要在毫无尊严和了无生趣里选一种了。作为男子,我宁愿自己多打扮,希望这样有助于妇女的尊严,也不愿看到妇女再变成一片蓝蚂蚁。当然,按激进女权的观点,这还远算不上有了弃暗投明的决心,真正有决心应该去做变性手术,起码把自己阉掉。

我太太现在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着了迷。这种理论总想对性别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我很同意地说,以往的人对性别问题理解得不对——亘古以来,人类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开头有点假模假式,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蛮横无理——这些错误主要是男人犯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和后现代女权理论没有丝毫的相近之处。那些哲学家、福柯的女弟子们,她们对此有着一套远为复杂和深奥的解读方法。我正盼着从中学到一点东西,但还没有学会。

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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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 史铁生

2017年9月27日 评论已被关闭

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光喜欢看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总之我是个全能体育迷。当然都是从电视里看,体育场馆门前都有很高的台阶,我上不去。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我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一般,一天当中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想着它,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有时我也怕很多重大比赛集中在一天或几天(譬如刚刚闭幕的奥运会),那样我会把其他要紧的事都耽误掉。

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我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保持的时间长还是短。譬如说男子跳远纪录是由比蒙保持的,二十年了还没有人能破;不过这事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处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这八米九○的,而刘易斯在平原跳出的八米七二事实上比前者还要伟大,但却不能算世界纪录。这些纪录是我顺便记住的,田径运动的魅力不在于纪录,人反正是干不过上帝;但人的力量、意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比起来都显得矫揉造作甚至故弄玄虚。也许是我见过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刘易斯或者摩西跑起来,你会觉得他们是从人的原始中跑来,跑向无休止的人的未来,全身如风似水般滚动的肌肤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自由的歌。

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八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绝不像流行歌星们的唱歌,唱到最后总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不怕读者诸君笑话,我常暗自祈祷上苍,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体就好。我还设想,那时的人又会普遍比现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那时的百米速度也会普遍比现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九秒九几。作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太令人沮丧,才想出这法子来给他宽慰与向往。我对刘易斯的喜爱和崇拜与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变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来世能有那样一个健美的躯体,今生这一身残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够的报偿。

奥运会上,约翰逊战胜刘易斯的那个中午我难过极了,心里别别扭扭别别扭扭的一直到晚上,夜里也没睡好觉。眼前老翻腾着中午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约翰逊欢呼,所有的旗帜和鲜花都向约翰逊挥舞,浪潮般的记者们簇拥着约翰逊走出比赛场,而刘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刘易斯当时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个可怜的孩子,让我一阵阵心疼。一连几天我都闷闷不乐,总想着刘易斯此刻会怎样痛苦,不愿意再看电视里重播那个中午的比赛,不愿意听别人谈论这件事,甚至替刘易斯嫉妒着约翰逊,在心里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说明还是刘易斯最棒;自然这全无济于事,我竟然比刘易斯还败得惨,还迷失得深重。这岂不是怪事么?在外人看来这岂不是发精神病么?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美的偶像被打碎了么?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阵再去竖立起约翰逊嘛,约翰逊的雄姿并不比刘易斯逊色。是因为我这人太恋旧骨子里太保守吗?可是我非常明白,后来者居上是最应该庆祝的事。或者是刘易斯没跑好让我遗憾?可是九秒九二是他最好的成绩。到底为什么呢?最后我知道了:我看见了所谓“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刘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义动摇了继而粉碎了。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假若刘易斯不能懂得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个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在百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刘易斯在跳远决赛中跳出了八米七二,他是个好样的。看来他懂,他知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我不敢说刘易斯就是这样,但我希望刘易斯是这样,我一往情深地喜爱并崇拜这样一个刘易斯。

这样,我的白日梦就需要重新设计一番了。至少我不再愿意用我领悟到的这一切,仅仅去换一个健美的躯体,去换一米九以上的身高和九秒七九乃至九秒六九的速度,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在来世的某一个中午成为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九秒五九,也仍然意味着局限。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取——我的白日梦到底该怎样设计呢?千万不要说,倘若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哪一个?不要这样说,因为人活着必要有一个最美的梦想。

后来得知,约翰逊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条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这几句话让我感动至深。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比对肢体有了残疾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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