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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回顾2008“捐款门”风波

2019年10月8日

2004 年,万科20 周年,司庆前后,集团上下洋溢着过节的气氛。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规范,和刚创业时期必须求生存、血气方刚、左冲右突的气质已经有很大不同。我曾得出结论:万科再也没有创业时代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了。可口可乐有故事吗?没有。通用电气有故事吗?也没有。万科接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按照已经定型的逻辑一步一步发展下去。

但是,2008年颠覆了我的看法。万科不是没有故事,故事才刚刚开始。2008 年5 月12 日下午,我和同事正在上海拜会中国质量协会会长陈邦柱先生,结束会面,走出会议室,等候在门外的上海公司同事肖燕迎上来说:“上海地震了!”“嗯?”大家都一愣,没有感觉啊。想来是因为我们当时所在的是一栋一层楼的建筑,所以没有感觉。

肖燕继续说:“听说,淮海路上写字楼里的上班族都跑到大马路上了!”

大家都来不及多想,立刻赶下一个拜会行程。路上接到女儿电话:“爹地,北京地震了!”

询问得知女儿也已经跑到空旷地带躲避,女儿和家人一切平安,稍放心。这边报上海地震,那边报北京地震,我感觉有点不寻常。中国是个多地震多灾害国家,人们不得不面对大自然狂暴的一面,用加倍的艰辛和努力,换取生存的空间。

上海,一路上,看到人群在空旷地带聚集躲避……

傍晚,结束拜会,走出来,得知消息:2008年5 月12 日14 点28 分04 秒,四川发生7 级以上强震,震中位于汶川、北川一带,川陕甘三省有严重震情,全国除黑龙江、吉林、新疆外,各省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甚至曼谷、河内、菲律宾、日本等地也有震感!

此时仍不了解灾区确切的受灾情况和人员伤亡情况,但凭直觉判断情况比较糟糕。

地震发生后,照惯例,万科总裁办公室启动应急程序,向各一线地产、物业公司了解业主、员工和公司项目受影响情况。万科集团内部已经形成紧急情况下的习惯动作,在总部指令到达之前,一些公司已经统计受灾情况并上报。

成都与外界的通信中断,长达22 分钟的时间里,总部与成都万科无法取得联系!集团执行副总裁解冻和工程部总工程师赵汉昌拿上卫星电话,驾车冲向深圳机场。机场方面告知:成都机场临时关闭,只能作罢。14点50 分,时任成都万科副总经理的蔡立彬好不容易打通解冻的电话,办公室主任谭文也通过一位北京朋友突然打进来的电话,与总部取得了联系。

这个傍晚,刚刚成立的万科企业公民办公室紧急行动,向灾区捐献200 万元人民币。

晚上9 点36 分,我在博客上回复网友“兴来每独往”的提问:“这次四川大地震对你公司是否造成经济损失?能否今晚发布一下解释性公告,以免对你(公司)股价造成大的波动。”

我写道:“四川汶川县发生地震后,成都一段时间中断了联系。万科在成都开发有项目,受地震影响的武汉万科有项目;此外,受地震波及的西安、重庆万科在筹建公司。(随后)成都联络恢复正常,了解的情况:万科小区的住户和万科员工均无伤亡。西安万科有两位工人轻伤。地震发生后,万科总部和涉及地震的城市分公司成立了应急小组,彼此保持24 小时联络,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接下来我还写道:“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末以来,全球进入了第五个地震活跃期,日本、印尼、巴基斯坦等地区相继发生特大破坏性地震,中国云南丽江、新疆伽师和河北张北等地也发生了地震。此次汶川7.8 级地震属强烈地震,高于日本的阪神大地震7.6 级。”同时,也列了几个避震小常识,与网友们分享。

消息陆续传来,此次地震震级的公布数据不断调高,最后官方宣布为里氏8 级强震,震中烈度最大11 度,估计伤亡人数10 万人!这是1949 年以后中国发生的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

此时,万科总部和成都公司的同事已经投入紧张的救灾工作,而我和网友们在互联网上的对话却不知不觉中积聚着某种危险。5月14 日,一位新浪网友在我的博客中质疑:“你也太虚伪了,面对这么大的灾害,在各界纷纷解囊的情况下,仍一毛不拔,还谈什么社会责任?”面对这个质疑,我没有解释万科在做什么,只是说出了自己一个观点:“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紧接着,又有一位网友WLV1 质疑:“王总,不放高音喇叭确实可以做善事,但爬山和玩皮划艇不是。”

对此,我的回答是,不要把做不做慈善同一项体育竞赛和个人运动喜好相提并论。发生大地震了,但并不是一切都要围绕地震转才合适,我们不应该“泛慈善化”。专业提供住宅产品的万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第一要考虑的是保障购买万科住宅的客户的生命安全。其次,履行社会责任,支援灾区,包括从资金、个人影响力、号召力方面,尽自己所能。

又有一位网友回复我:“(万科)才(捐)200 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

5 月15 日凌晨,我回复:“地震发生当天,万科集团总部捐款人民币200 万。一些网友对这个数字很不以为然,大呼和万科形象不相称。什么形象呢?不少帖子列出捐款超过1000 万的企业名单,呼吁万科再多捐点,不要显得寒酸、抠门儿。

“对捐款超过1000 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 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 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万科在内部号召进行的慈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 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当天中午,我邀请部分媒体吃饭,席间我还和大家讨论及自己发的这个帖子,又谈了谈自己的观点。当日下午,我计划出席新浪“小带子改变大世界”的发布会——万科与新浪提出“绿丝带行动”,呼吁网友们为“5·12”佩戴绿色丝带。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篇博客当时已经引来铺天盖地的批评、质疑、嘲讽和谩骂,一天之内,“王石”成了十恶不赦的“吝啬”“小人”,“虽然登上珠峰,但是你的高度还没有坟头高”,有些谩骂更是照顾到了祖宗十八代。我被全国网民共讨之,口诛之,随后,强烈的情绪发酵,爆发,酿成了万科史上最大一次舆论危机。

不用说,因为骂声四起,万科最终被迫退出“绿丝带行动”了。此后一些全国性知名论坛,有人一听到王石也是嘉宾,就退避三舍。万科某家一线公司去车管所给新车上牌照,车管所工作人员回答:“万科的?明天再来!”正在积极抗震救灾的万科员工,被迫负担了超乎想象的道德压力。

网络上的暴烈情绪也对跨国企业普遍提出质疑,包括麦当劳、麦德龙、可口可乐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吝啬?”甚至开始有人发起号召要去砸掉麦德龙,围攻麦当劳,恨不得把这些企业从中国大陆驱逐出去——这些企业当中,当然包括万科。可悲的是,这些跨国企业至少还有商务部替他们挡一挡,为他们说说话,但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谁能替万科说说话?

网络上的暴力会不会转变为肢体上的暴力?我非常悲观,甚至做好了可能被乱棍打死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不会跑,因为这是对我个人的考验,只能面对。万科无所依靠,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万科如此孤独。

15 日晚上,我刚回到深圳,就接到总部同事电话:建议我前往成都。

16 日早晨,我到达成都。中午,郁亮也赶到成都与我会合。下午,郁亮留在成都万科召集救灾工作人员开会,我进入都江堰灾区,了解灾情。当天,一张我身穿抗震救灾志愿者T恤的照片被放到互联网上,当时我正在废墟前与同行专家讨论房屋结构安全话题,讨论中的手势被网友们解读为象征着胜利的“V”字,这已经近乎“莫须有”的罪名了,但网络一边强加解读,一边放任激愤的群情。

17 日,我去了受灾最严重的北川,随后又与郁亮一起抵达遵道镇。这是一个辖有10 个行政村、2 万多农业人口的小镇。在地震中,98%房屋被损毁,包括镇政府办公楼在内的大批建筑倒塌,镇政府班子半数成员在地震中遇难。由于人员伤亡“相对较少”,遵道在紧急救援阶段未被列为重点地区,政府力量暂时顾及不到,救灾工作反而显得更艰难。此时余震不断,物资紧缺,当地灾民急需援助。

万科是第一支进入遵道的专业救灾队伍。5月18 日早晨,成都万科近30 辆工程车开到遵道,开始铲平土地、搭建帐篷。

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死者亡后第七天是“头七”。灾难发生后的第七天,5月19 日,也被国务院定为哀悼日。这一天,万科董事会以通信表决方式全票通过决议,决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提请追加1 亿元的特别授权额度,用于以遵道镇为重点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无偿援建工作。

文件特别强调援建是“以纯粹援助,不取任何回报的方式”,同时附加“郑重声明”,不在遵道镇乃至整个绵竹市开展商品住宅、旅游开发或其他任何内容的商业投资活动——这其实是多余的强调,但在当时却是必需的,因为那时的万科,任何表态都可能招来极端偏激的解读。

在去往灾区的路上,“时代纪录”的纪录片导演洪海曾用摄像机对着我问:“你想道歉吗?”我说:“道什么歉?我说错了什么?”但几天之后,我道歉了。虽然无论是当时、现在还是将来,我依然不认为我的帖子说错了什么。

5 月21 日,我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对方自始至终没有把万科的捐款和道德话题牵扯到一起。说着说着,主持人曾静漪突然问:“王总您介不介意就那个帖子向网民道歉?”我一愣。首先,我感到了她的善意,知道她是想借这个机会让我澄清一下,

另外,如果我有道歉的姿态,确实对平息事件有所助益。

我说我不介意。关于道歉,我避开帖子内容本身,说了两句话:第一,因为我的几句话,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帖子上,影响了抗震救灾精力的投入。第二,这个帖子给投资者和消费者造成困惑,给管理层和员工造成压力,这些都是负面的影响。为此,我无条件道歉!

所有的压力,都体现在6 月5 日的股东大会上。按照之前公布的计划,这一天,我代表经理人团队,提请股东大会允许向灾区追加1 亿捐款。我百感交集。我

对股东说,发现自己还像个青涩苹果。由于万科的影响力,社会对你有了不同要求,我却浑然不觉。这是社会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显然,社会有问题,但更多的是我和万科在成长中未能意识到自身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万科这几年成长太快了。

最终,大会以99.8%的高票通过向灾区捐赠1 亿元的议案,投同意票的股东占股18.96 亿股。万科管理层决定私人出资1000 万,捐赠灾区。令我感动的是,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个人股东刘元生就表示:若大会不能批准追加赈灾款项的预案,他将个人出资完成此前万科与地方政府签署的赈灾框架协议——向成都下属两个镇援建政务中心及避难所。

在会上,我也坚持了之前的态度:无条件为此前言行道歉,但对所有质疑不做任何辩解。

两个半小时的股东大会,以我的道歉开始,以我的道歉结束。就在我发言刚刚结束时,一个小股东抛出难题:“王石以前是万科的金字招牌,现在却成为万科的负资产,你将如何消除这种负面影响?”

这个问题没有让我觉得很突然。当时我甚至做好了辞职的准备。我表态,如果发生以下三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种,我都会辞职:第一,因我的言论引起万科股票逆市下跌,导致投资者损失,我应该引咎辞职;第二,当时已有网友号召不买万科的房子,如果万科的产品因此明显销售不畅,我会引咎辞职;第三,如果万科员工因此而辞职、怠工或是想不通,我也会辞职。

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但当时,许多万科员工内心也认为董事长帖子里说的话是错的——虽然他们不会有像外部那样激烈的表达。一位全情投入抗震救灾的员工志愿者在《万科》周刊上写道:“每天都会有几个朋友、同学质问我,你在万科这样的公司上班,不觉得可耻么?!我无言以对。因为那时我也不能理解,素来令人敬仰的董事长是怎么了?”

我那时才注意到,网民中大多是八零后,而八零后员工已经占到万科员工的65%。显然,网上的情绪会影响到万科一半以上的员工,他们可能并不像那些与我一起创业拼搏过来的老员工一样理解我。为此,我专门召开了全集团的沟通会,向同事们解释帖子的本意。但我依然能感觉到他们眼睛里的困惑和委屈。

股东大会的气氛压抑得让很多女同事哭了出来。万科人诚恳、务实的态度,最终还是得到了股东和公众的信任,追加1 亿捐款的动议获得99%票数支持通过。这次股东大会之后,万科所面临的舆论危机,也逐渐平息了下来。

即使现在再来反思,我也不觉得博客内容有什么错。但我也在反思,为什么网民的反应这么大?因为他们对王石这个人有所期许,但我没有符合这样的期许不但没有,还说捐200 万就不少,甚至说普通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 元。这种反差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情绪。当然,我当时的发言是不合适的,在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后那样的时间和场合,讨论这个话题,表现自己的理性,当然是不够谨慎的。无论如何看待慈善,看待赈灾,都不应该在那种时候表达“冷静思考”。

事过多年,还有很多人问我:觉得委屈吗?我并不觉得委屈,但郁闷是有的。多年之后再谈论起这个事件,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当时的负面压力,我们灾后重建的效率不会这么高,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成果。当社会对你有成见和误解,而你却在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你可以放弃,也可以去做得更好。

“捐款门”之后,我依然频繁上网,发表博客,现在又在使用微博、微信。我不会因此和互联网赌气。但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而言、随意而发、有感而发。公司也对我的博客、微博设置了看守系统,避免我的不慎言论再次影响万科形象。

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翻阅蒋介石的日记,看完之后心有所感,就在网上发表对蒋介石的评价。原本想要一评、二评、三评,结果一评刚发送出去,就被公司相关同事删除了。

Haifu.org转载 来源于《大道当然》,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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