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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机会高估 – 韩少功

2017年7月31日

赌场里没有常胜将军,人赌者总是输多贏少,连一个个赌王最终也死得惨惨。但无论这一高风险是如何明白无误,无论胜出概率在专家们反复计算之下是如何的微小,赌业自古以来还是长盛不衰。赌徒们从来不缺乏火热的激情、顽强的意志以及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眼中多是成功,没有失败,总是把希望情不自禁地放大,诱导自己一次次携款前往。

在这里,赌业显现出一切骗局的首要前提,显示出一种人类普遍的心理顽症:自我机会高估。

自我机会高估不仅支撑赌业,也是诸多强权和罪恶的基础。“文革”那些年,人们虽然经济状况大体平等,政治上却有三六九等森严区分。奇怪的是,很长时间内多数人对这种地位分化非但不警觉,反而打心眼里高兴:革命的“依靠对象”觉得自己比“团结对象”优越,“团结对象”觉得自己比“争取对象”优越,“争取对象”觉得自己比“打击对象”要安全和体面——即便是一些灰溜溜的知识分子,也暗暗盘算着自己如何荣升“工农化”和“革命化”之列,相信灾难只会落在邻家的头上。机会非我莫属,倒霉自有他人,如此幻想使一批批潜在受害者同时成为伤害者,大家共同推动了政治倾轧,直到运动结束方大梦初醒,发现人人都窝着一肚子冤屈,没有几个贏家。

眼下,政治歧视渐少,人际之间的经济差距却在拉开,甚至出现了以掠夺国民财富为主要手段的腐败型暴富。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怨恨腐败的同时,对腐败者的威风和奢华却不无羡慕,对滋养着腐败的拜金文化居然心神向往,对贫富过度分化甚至兴高采烈——尽管他们大多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下层。他们无非是面对新一轮的时代博彩,照例高估自己的机会。不能骗得省长的批文,至少也可吃吃单位的公款吧?不能吃吃单位的公款,至少可以向学生家长要点红包吧?不能向学生家长要红包,至少还可用假文凭捞个职称吧?不能用假文凭捞职称,至少也可倒卖点假烟假酒吧?……很多人憧憬着自己的美事,算计着眼前的飞蝉,却不知黄雀在后,自己更有宰杀之虞。这一种由层层幻想叠加起来的普天同欢,使腐败逻辑开始合法化和公理化,蓄积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旦破产和洪水到来,一旦崩市和骚乱出现,受害者肯定不仅仅是少数可怜虫。

无望当上赢家之后,才可能怨恨赢家。不幸的是,赢家的规则就是全体赌徒曾经甘愿服从的规则。所有输家的“候补赢家”心态,最终支持了赢家的通吃;所有输家那里“别人遭殃”的预期,使自己最终被别人快意地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机会高估意味着人们自寻绝路,意味着我们的敌人其实源于我们自己。

制度易改而人性难移。正是受制于人性这一弱点,社会改造才总是特别困难: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改造者需要面对既得利益者(赢家)的反对,还经常面对潜在受害者(输家)的心理抵抗。历史上一个个危险的政治、经济、文化潮流,通常就是在赢家和输家身份不太分明的情况下,由大多数人共同协力推动而成——可惜很多历史描述都忽略了这一点。只有当失控的历史之轮一路疯狂旋转下去,离心力所致,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被甩到局外的清醒中来。但到了那个时候,事情就有些晚了。即便历史流向还可以向合理的方位调整,即便人们又一次学了抗议、揭发、反思、抹鼻涕、比伤疤、高论盈庭、大彻大悟,但苦酒已经酿就,过去的代价已不可追回。有什么办法呢?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吗?是的,但这里是指觉悟了的人民。从人民的未觉悟到已觉悟,往往有漫长时光,有一个受害面逐渐扩大的过程。在这种变化到来之前,人民——至少是人民中的多数——也常常充当自掘陷阱的帮凶,使有识之士非常为难。因为能够“学而知之”(孔子语)的毕竟不多,“困而知之”(孔子语)的才是多数。正因为如此,忠告的效果往往有限,忠告无法代替聆听者的切肤之痛,常常要倚重于忠告者最不愿意发生的灾难,才能激发出人民的觉悟和行动。

请注意:这些灾难,这些反复上演的历史悲剧,总是在人们得意洋洋自我机会高估的时候悄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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