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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请辞资深教授第一人:请辞是自我革命[新京报]

2014年3月29日

■ 人物

章开沅 88岁,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多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2014年寒假前递交书面申请,请辞“资深教授”待遇。现今,很多高校评资深教授、终身教授,报备教育部通过,享受院士待遇。

 对话动机

再过半个月,章开沅的“资深教授”身份就彻底没了。

他主动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请求退休,辞去“资深教授”的名称和所有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

他曾自嘲说:“人文社科领域的资深教授,后边带着括弧,标注‘等同院士待遇’”。

资深教授请辞,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意味着不再享受同等两院院士待遇——章开沅是第一人。

在章开沅看来,高校现今的体制像“围墙”,他想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

 “让年轻新鲜的面孔出现”

新京报:最近华师大同意你请辞,什么心情?

章开沅:很高兴,你看我现在说话老是哈哈,很愉快。我酝酿退休很久了,表达也有两三年了,现在正式书面提出,学校答应也比较爽快。

新京报:3年4次请辞,听起来过程并不顺利。

章开沅:前3次只是嘴上讲,没有正式提出,当时我和领导谈,他们都劝我先别辞,赶上一次重大活动,有资深教授参与申请资助方便一点。后来又赶上校庆,担心这时再提老校友有情绪,只能装着高高兴兴又过了一年。去年下了很大决心,正式书面请辞。

新京报:请辞有遇到来自学校的阻力吗?

章开沅:学校有自己的考虑,现在对一所学校的评价都是看有多少院士、资深教授、长江学者,这些都是有权重的。

但后来学校也考虑到大环境,中央提出大学教育改革、院士退休制度的问题了,再遇到我这个事,总要迈开这一步嘛。

新京报:健康问题也是你请辞的原因?

章开沅:别人都说我身体好,讲话中气很足,但我疲劳、狼狈不堪的一面,只有我太太看得到,她觉得我每天去处理各种事情,累得可怜。我有心血管的毛病,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0.6的视力。听力也下降了,所以我宁可让出这个头衔,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出现。

待遇停,工作不停

新京报:担心请辞给别人带来压力吗?

章开沅:我就是担心这样的结果,所以开始不希望张扬。但现在也想开了。我没有说让别人一起退,华师大的马书记也讲了,一定要建立在院士和资深教授自愿的基础上,有人身体很好,100岁也希望工作。你看周有光,到现在写东西讲话都很有水平。

新京报:周围的人理解你的行为吗?

章开沅:我觉得我的同事、同辈人会理解我。我给自己一个称号,叫千年老二,我当不了冠军,也最怕当第一个,我在湖北提倡敢为天下先,但并不等于要第一名,别落后就行了,就是脾气有点小古怪,但其实很好相处。

新京报:退休后有何计划?

章开沅:除了一些基本项目长期坚持以外,个人的事就收山了,把残留的稿子整理整理。给年轻的学生或教师做辅导,我也不会拒绝。

新京报:你的待遇停止了,但工作还在进行,可以这样理解吗?

章开沅:是这样,工作同过去差不多,过去我不好长时间离开,得写报告,以后就不存在这问题了,我是闲散人员,是退休金的领取者,那我就非常自由了。

新京报:退休金的领取者,是种自嘲吗?

章开沅:这不是自嘲,别人先用了。北京有个退休教授对我很有好感,在路上碰到我,认出来了,留了名片。这是个奇人,名片上没说是教授,印的是“退休金领取者”。

 “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

新京报:你2002年被评为资深教授,当时怎么理解这个头衔的?

章开沅:坦白交代,我当时还是很高兴的。2002年我还不到80岁,雄心勃勃,全世界到处跑,一个人到很多国家去做学术交流,觉得评这个头衔心安理得,代表自己能胜任工作。

新京报:这头衔给你带来利益了吗?

章开沅:我不争个人利益,争群体利益,当时理工科都有院士,文科没有。评我当资深教授,我想着为文科出了一口气。

新京报:但现在想法不一样了?

章开沅:现在了解西方的各种评定,对比一看,我们都走样了,国外的院士、资深教授没什么特别待遇,台湾也是,就是给你一个荣誉,没有钱,也没有整套的福利待遇。

新京报:有人拿你请辞和季羡林相比(季羡林曾请辞自己头上的三项光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淡泊名利,你怎么看?

章开沅:其实是正好都处在院士制度改革的氛围里,才引起反响。我不能跟季老师比,他是泰山北斗,我是底下一个小土堆,但偏偏搞得沸沸扬扬的。

但这次我不怕,我是拥护院士制度改革、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是“自我革命”了。

新京报:也有人说你的做法是倒逼院士制度改革。

章开沅:我只想安安静静退下来,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的反响。其实只是想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

“我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

新京报:你说现在的大学变成了一座围墙,怎么理解这座“墙”?

章开沅:这墙就是一个体制,目前大学的体制需要改变。比如官本位,现在叫“去行政化”,这讲法不太科学,大学不能没有行政。严格来讲是去官僚化,那样比较准确。行政不是取消,是要加强,提升层次、科学管理,这是我们的软肋。

新京报:官僚化带来哪些问题?

章开沅:等级观念很强,贫富差距扩大。位置高的不仅待遇高,很多资源好处都往高处汇集。特别是层次低一点的学校,申请项目资金非常难。

因为官本位,出现很多非学术因素,不仅是年轻人,年长者、教授也达不到公平。有些教授有钱有势,拉到几个项目就挥金如土;有些教授在孤独清贫的状态下挣扎。

新京报:你一辈子生活在这体制里,所以感受更深?

章开沅:这体制很可怕,也很奇怪,过去学校是清水衙门,现在不完全是了。高一点的高校,特别是985、211,就是航母舰队。

体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尽的福。但那也是少数人的享福,青年教职工被压榨,用各种东西来管制他们,逼他们出成果。

这就是体制,我所理解的,就是这个“围墙”。

新京报:可你自身很顺利,没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还想打破围墙?

章开沅:你问我为什么要突破围墙,人生活在这里,如果不瞎不聋、还有点意识、有点良知的话,是很不舒服的。

这围墙很厚,它跟过去不同。过去是靠政治大棒来管制我们。现在是用钱管住,钱很可爱,很多人喜欢。你只要顺着这个围墙,一步步攀升,确实能得到很多好处。

在这个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够多好处了,所以内心很不安,希望改变这个体制。

新京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是既得利益者,你为何很坦诚?

章开沅:其实大家关注,就表明我看到的这个围墙大家也看到了,我想推倒别人也想推倒。里边人想出去外边人想进来,但首先这个墙要拆掉,这才能成为正规的、符合现代要求的高等教育。

 “做与不做,大不一样”

新京报:会期待自己主动站出来后,这座“围墙”会出现松动的迹象吗?

章开沅:有些事改变更难。但这次我觉得我请辞多少会起到促进作用,不指望很大,因为拆围墙太困难了,只能一点一点来拆,但松动一些,就能让更好的局面出来。

新京报:这些年来有关建立院士正常退出机制的呼声一直不断,很多人会归因于制度,你觉得制度改变之外,需要个体的努力吗?

章开沅:自然不能光依赖上边来改变,我对学校的态度就很赞赏,现在这个改革,不要光改别人不改自己,我把自己当做改革的对象。

新京报:你对未来的院士制度改革有哪些期待?希望能达到怎样一种目的?

章开沅:我有期待,这个就跟反腐一样,有个过程。做了未必成功,但做跟不做,大不一样。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罗婷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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