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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猫性- 佚名

2018年8月21日 没有评论

我的一个女友下班,遇到下雨,太冷了,她发短信让男朋友去送衣服给她,男友打游戏拒绝了。这件事让她郁闷了两天然后气消了,虽然是件小事,不会影响两人以后,但是她说,以后下雨天她一定会自己带衣服,如果哪天忘记了,即使冷死,也不再会叫他送。

我很能明白这种感觉。不久以前,一个女孩某天夜里,心情特别低落,特别想念某个人的安慰,然后半夜时分,打电话给他,很想听他说话,电话那头,是被拒接的提示声。

从此以后,她再没有伤心无助时给他打过电话。

那段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小小的依赖,也顿时崩溃。

开始有意识地不再去想起,不再去关注,不再去打他电话。

喜欢与不喜欢其实并没有什么界限,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故意去忽略了很多,潜意识里便抗拒了别人,也拒绝了自己……

我发现女人身上有一种猫性。

小猫在撒娇或者做错事的时候,需要别人的安慰和教导,如果这时主人打击了它,它会狠狠记住,不会再犯。

女人,有着猫一样的自尊,特别是陷入爱情里的女人。

在别人看来无关紧要,其实需要呵护,因为爱,已经让她的心变得柔软。她的这一点自尊,其实是要你对她的在乎。

我看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有时候女人需要一个男人,就像逃机者需要降落伞,如果此时此刻他不在,那么以后他也不必在了。

真的,就是这样。

是啊是啊,如果哪天猫咪用坚定的眼神看着你说我可以的时候,那么猫咪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了!

女人是要独立,但是独立到不再会对你不讲道理的撒娇任性,不再会无厘头的缠着你,你觉得你对于她同路人还有多大区别呢?

女人的猫性不是每个男人都有幸看到的,因为喜欢你,在意你才对你发出特有的咕噜噜声,其他人只能听到猫喵喵叫,而这一声咕噜噜只是为你而生。

有几个人会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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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时间 – 安贝托.艾柯

2018年8月20日 评论已被关闭

每天我只有100分钟,用于做爱、吹牛、参加葬礼、看病、购物、运动、看戏以及一切可以随性的事情。

我打电话向牙医预约,他则告诉我在未来一周内他连一个小时的空档都没有,于是我唯唯诺诺几声就挂了电话,怕打搅了他,因为他是个严肃的专业人士嘛。但是别人邀请我参加研讨会,或要我编辑某大师的纪念专辑,或写篇论文,或加入专家组成的课题小组时,如果我说我没空,那是没人会相信的。他们会说:“别这样嘛,教授,像您这样的人物总是有大把大把时间的啦!”显然人家从来不把我们人文学者当作严肃的专业人士——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批游手好闲的家伙。

我做了一些计算,也鼓励我所有的同行都自行计算一番,然后告诉我正确与否。一个非闰年的正常年有8760个小时,假设每天睡眠8小时,花1小时起床、刮胡子、穿衣服,半小时刷牙和上厕所,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我们就用掉了4197.5小时。另外花两个小时在市区乱窜,每年也要用730个小时。

每周教3门课,每门课2小时,还要抽一个下午给学生开小灶,那就又用掉了100个小时。我花在大学里的时间——我将教学工作浓缩于20个星期里——是220个小时,外加24小时的考试、12小时阅读论文、78小时开系务会议和委员会议。平均每年读5篇论文,每篇平均350页,每页起码读两遍,一遍修订前,一遍修订后;以每页3分钟计,要花掉175个小时。较短的论文大部分都有助理代劳,但是还是需要开6次会议,每次负责读4篇,平均每篇30页:阅读加上初步讨论,以每页5分钟计,这又要60个小时。还不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已经花了569个小时。

我编辑了一份叫VS的符号学杂志,每年出刊3次,共约300页。不算阅读稿件和退稿的时间,以每页10分钟计(评估、修订、校对),一共可以花掉50个小时。我又主编了两种与我本行有关的学术系列专著。一年6本书,总页数算它1800页;以每页10分钟计,又花去300个小时。我自己著作的翻译——论文、书、写给报章杂志的文章,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等;只考虑我可以进行核对的文种,我每年要读1500页,以每页20分钟计(阅读,对照原文,跟译者面对面或者电话、书信沟通),这又是500个小时。还有我自己的写作,即使不包括写书,光是论文、杂文、报告、授课笔记等,加起来轻轻松松就超过300页。如果再加上思考、做笔记、修订、发呆的时间,每页起码花1个小时——又是300个小时。我每周的杂志专栏,以最乐观的估计,要选题材、做笔记、参考几本书、打草稿、剪裁到适当长度、口述、寄走,每周又得花3个小时。乘以52周就是156个小时。最后还有我的邮件,虽然还有很多来信未回,但是我每周要奉献3个上午,从9点到13点,这就占掉了624个小时。

我还计算出来,光是去年,我只接受一成的邀约,并只参加跟我的专业有密切关系的研讨会,以及在若干无可回避的公开场合露面,我竟然投入372个小时积极参与此类活动。又因为很多这类活动在国外举行,旅行要花费323个小时以上。

以上加起来,一共是8121.5个小时,从每年的8760个小时中减去,我就剩下了638.5个小时,换言之,每天是100分钟,可用于做爱、吹牛、参加葬礼、看病、购物、运动、看戏。你看得出,我还没有算进阅读工作范围以外的图书时间(书籍、杂文、漫画)。假设我利用旅行的时间阅读,223个小时,5分钟读一页,我有可能读3876页,约相当于300页的书13本。还有吸烟又如何?每月就算60支吧,如果每支烟要花半分钟(找烟、点烟、熄烟),一共就是182个小时。太奢侈了。我必须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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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川 – 梁文道

2018年8月19日 评论已被关闭

他也像其它人一样,被这座城市的光华迷惑前来,住在海滨的楼房,夜夜细赏这不变的海景。难道他就没有发现这个城市的骚动不安吗?难道他没看见一年之间在他家旁边迅速生长成形的新建筑吗?这个城市并不如外人所想,它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它最稳定的,就是那模糊的整体表象。

然后他会发现,搬来这城的决定果然是正确的,因为他可以忘记曾经的创痛。此城居民皆善忘,犹如此城的善变。我也忘了告诉他,他天天面对的那条著名的水道就叫忘川。其两岸有几个渡轮对开的码头,乘客只要搭船由此岸渡至彼岸,就会忘记此岸的一切;反过来,当他由彼岸回归,就会忘记在水的那一边上曾经经历的故事,甚至忘记刚见过踩过的那个码头早就不是原来的码头了。

多好的一座城,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个人都是全新的人。没有记忆,没有负担。“你来对了地方,很快你就什么都忘了。”

于是我带他坐船,选择一条最远的航线。“我带你去大岛南方的市镇吧,那是英国人最早发现的一个渔村。现在有很多高贵的房子,住了许多高贵的人。”当然,高贵的人不知道渔村生前的故事。他果然喜欢这条路线,也喜欢那个市镇,所以我说:“有一天你也应该住到这里,高贵的人。”他微笑,但是有点勉强,大概是因为我的笑话并不好笑。

将来他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或许也会遗忘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我们曾经跨越的水域。因为只要你住过这城,遗忘就会跟着你走,遮盖了他在此地的记忆。离开桃源的渔夫只是不知来时路,离开了此地的人却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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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炒米 – 袁炳发

2018年8月17日 评论已被关闭

炊事班老班长和一个大个子战士,还有一个小个子战士,在一次作战中没有突围出去,与队伍失去了联系,被敌人围困在一个叫苇子沟的山上。已是第七天了。

这七天,三个人是靠吃野菜啃树皮活过来的。

此时,三个人无力地靠在一棵粗壮的老榆树上,目光贪婪地望着米袋里的那一把炒米。

望着那一把炒米,老班长的喉结蠕动了几下,小个子战士艰难地咽了下唾沫,大个子战士的那张嘴很大地张着……

谁也没有敢动那一把炒米。老班长有话,不到关键时刻谁也不许动。

这句话是昨天夜里老班长端着枪说的。

昨天夜里,老班长刚刚睡去,就被一阵撕扯声惊醒。老班长睁眼一看,见是大个子战士与小个子战士争夺米袋里的那一把炒米。

老班长气怒地抓过枪,拉上枪栓骂道:“妈个蛋,都给我住手!这点米不到关键时刻谁也不能动,谁动我就崩了谁!”

第八天的夜里,夜色漆染一般的黑,老班长拿过那个米袋,走到大个子战士面前,说:“你赶快把这把米嚼下去,趁今晚儿没有月亮,天黑突出去。我们在北面打枪把敌人吸引过来,你就在南面突。突出去找到队伍来救我们。”

大个子战士激动地接过米袋,稍迟疑一下就把米抓到嘴边。这时,小个子战士却一把夺过米袋,对老班长说:“还是叫我吃吧!我个子小,突围灵巧。”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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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朋友 – 叔本华

2018年8月16日 评论已被关闭

正如流通的是纸钞,而不是真金白银,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流行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真正的友谊,而只是做得尽量逼真和自然地显示尊重和友谊的表面工夫。不过,我们也不妨自问:又有哪些人值得我们对其使用真金白银呢?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一条诚实的狗的摇尾示好,比人们的那些表面工夫更有价值。

真实不虚的友谊有着这样的一个前提:对朋友的痛苦、不幸抱有一种强烈的、纯客观的和完全脱离利害关系的同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真正与我们的朋友感同身受。但人的自我本性却与这种做法格格不入,所以,真正的友谊就像那些硕大无朋的海蛇那样,要么只是一种传说,要么只存在于另外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到底为何者。人与人之间的许多联系当然主要是建筑在各式各样的被隐藏起来的自私动机之上,但某些这样的联系也包含了点滴的真正友谊的成份。这样,它们就得到了人们的美化和推崇。在这样一个充满缺陷的世界里,把这些联系冠以友谊之名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它们远胜那些泛泛之交。后者是些什么样的货色呢?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大部分好朋友在我们背后所说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想跟他们说话了。

检验一个人是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除了一些需要得到朋友的确切帮助和作出一定牺牲的情形以外,最好的时机就是当我们告诉他恰逢某样不幸的时候。在这一刹那,他的脸上要么显示出一种真心的、不含杂质的悲哀,要么就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或者,他会流露出某种别样的表情,后两者都证实了拉罗什福科的那句名言“从我们最好的朋友所遭遇的不幸,我们总能找到某样并不会使我们不悦的东西。”在类似这种时候,一般我们称之为朋友的人甚至掩饰不住脸上一丝满意的笑容。没有什么比告诉别人我们刚刚遭受了一桩巨大的不幸,或者向别人毫无保留地透露出自己的某些个人的弱点,更能确切地使别人得到好的心情了。这是反映人性的典型例子。

朋友间分隔太远和长时间互不见面都会有损朋友之间的友情,尽管我们并不那么乐意承认这一点。如果久不相见,甚至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变成抽象的概念;我们对他们的关切也由此变得越来越理性,甚至这种关系只是一种惯性的作用。但对那些我们朝夕相见的人,哪怕那只是我们宠爱的动物,我们都能够保持强烈和深切的兴趣。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地受制于感官。所以,歌德的话在这里是适用的:

现在此刻是一个威力无比的女神。

“hausfreunde”一词表达得相当准确,因为这种朋友是居屋、家庭的朋友更甚于居屋主人的朋友,因此,他们更像是猫,而不是犬的一类。

朋友都说自己是真诚的,其实,敌人才是真诚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敌人的抨击、指责作为苦口良药,以此更多地了解自己。

患难之交真的那么稀有吗?恰恰相反,我们一旦和某人交上了朋友,他就开始患难了,就向我们借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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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莉.荷莉黛的故事 – 村上春树

2018年8月15日 评论已被关闭

不时有年轻人问:“爵士是怎样一种音乐?”碰到这般突如其来、仿佛用黏土砸向水泥墙的问法,被问者也无言以对,只能无奈地苦苦思索。打个比方,这就像提问“纯文学是怎样一种文学”,并没有“这便是它”般一语道破玄机的具体定义。

但即使没有定义,在某种程度上熟听过爵士乐的人,只消耳边滑过一句旋律,当即就能判断:“啊,这就是爵士!”“不对,这不是爵士!”这归根结底是经验性、实际性的判断,而非将“何谓爵士”的判断基准当作尺度一一应用和思索。不管谁怎么说,爵士都有固有的气味、固有的回响、固有的手感。将是爵士乐和非爵士乐的东西两两相比较,气味不同,回响不同,手感不同,带来的心跳方式也不同。至于如何不同,若无实际经验就不可能知道,用语言向未曾经历过的人解释简直是难上加难。

可我姑且算是卖文为生的人,可不能像市井的闲赋老者那般,轻易地宣称:“这种事情经验就是一切,不是靠解释就能弄明白的。不管啥都行,你先听熟十来张爵士CD,然后再来找我。”尽管这么说会很轻松(我想这恐怕才是正常的回应),但假如这样拒人千里地作答,谈话势必进入僵局,无以为继。对文笔家的工作来说,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爵士,是怎样一种音乐?

我来说说比莉.荷莉黛的故事。

那是很久以前了。距今三十年以前。是我成为小说家之前,不如说,说在我脑袋里毫无写小说念头的时代发生的事。那是真人真事。我那时候在东京国分寺市的车站南口一栋小楼的地下室里经营爵士酒吧。面积约为十五坪,一隅放着立式钢琴,周末常常举行现场演奏会(后来搬到千驮谷时,才弄到一架三角大钢琴)。欠了一身债,工作又是重体力活,但老实说这些都不在话下。我才二十五六岁,只要愿意干活,再怎么干也不觉得累,也不以贫困为苦。从早到晚工作可以尽情地听喜欢的音乐,仅此便足够幸福。

国分寺靠近立川,所以时有美国大兵不期而至,尽管为数不多。其中有位非常安静的黑人。他大多同一位日本女子相伴前来。是个苗条女子,年龄大约二十六往上。我不知道两人究竟是恋人还是朋友。不过看起来也许更像“挚友”。我对这一记忆犹新,因为即便冷眼旁观,两人的距离感也令人心生好感。既不缠绵亲昵,也不客套见外。他们安静地喝酒,小声而愉快地交谈,听着爵士。他不时把我喊去,要我播放比莉.荷莉黛的唱片。嗯,只要是比莉.荷莉黛,啥曲子都行。

我记得有一次,他听着比莉.荷莉黛的歌哭了。夜已深,几乎没有其他客人。那次他是独自一人还是与那位女子一道,我记不清了。播放的是比莉.荷莉黛哪一首歌,我也印象模糊。总之他坐在吧台角落的位置,用两只大手捂着脸,肩膀颤动,静静地啜泣。我当然尽量不将目光投向那边,在稍远处干着活。比莉.荷莉黛的唱片播放完后,他静静地离席,付账,推门而去。

我记得那是最后一次见他。然后一年多过去,就在我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忽然现身了。她一个人。那是个雨夜,当时店里同样很闲,客人寥寥无几。她穿了件雨衣。我至今仍依稀记得当时下的雨,以及她雨衣的气味。记得季节是在秋天。秋夜下雨的时候,还有店内安静的时候,通常我会把莎拉.沃恩唱的《九月的雨》放到不唱盘上。我想那天夜里大概也是如此。就是这样一个夜晚。

她坐在吧台前,望着我的脸莞尔一笑,道了声“晚上好”。我也回一声“晚上好”。她要了威士忌,我调好递给她。随后她告诉我,他不久前回国了。每当他怀念留在故国的亲人,就来我的店里听比莉.荷莉黛的唱片。他很中意我的店。她仿佛留恋不已似的,对我说这些。

“前几天他写信给我。”她对我说,“说‘代我到那家店里去听听比莉.荷莉黛’。”说完她嫣然一笑。我从唱片架上挑选了一张比莉.荷莉黛的老唱片,放到唱盘上,然后将舒尔3型唱针轻轻放在声槽上。LP唱片真是个好东西,让人觉得在播放它时我们所做的一连串动作,与周遭形态各异的种种营生温柔的联系在一起。有朝一日LP唱片竟会落伍于时代之类,当时我想也没想过。不过这么说的话,我同样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小说家,一天天老去。

比莉.荷莉黛的唱片播放完后,我抬起唱针,将唱片装入封套中,放回架上。她将杯里的威士忌一饮而尽,起身离席,宛如为奔赴外部世界作特别准备一般,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离去时她说:“承蒙多方关照,谢谢啦。”我无言以对点点头,然后说:“也谢谢您。”接下来该说什么才好,当时我想不出来,没有词语涌上舌尖。恐怕我当时该说两句郑重其事的话,说两句能表明心迹的话。可是历来如此,每逢这种场面肯定不会有妙语浮上脑际。这当然遗憾。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别离径直就是永别。因为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就将永远无处可说。

直至今日,每当我聆听比莉.荷莉黛的歌曲,便常常想起那位安静的黑人大兵。想起那个心头思念着遥远的故土、坐在吧台一角无声啜泣的男人。想起他面前那杯威士忌中静静融化的冰块。还有那位代远去的他前来聆听比莉.荷莉黛唱片的女子。想起她雨衣的气味。然后,想起过于年轻、过于腼腆,因而不知畏惧,寻觅不到妙语将所思所想送达别人内心,几乎束手无策的我自己。

如果有人问我:“爵士是怎样一种音乐?”我只能这么回答:“这就是爵士啊。”对我来说,爵士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虽然定义太长,不过说实话,关于爵士这种音乐,我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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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手向西 – 苏童

2018年8月14日 评论已被关闭

到了后来,我再也想不起子韬的脸了,据其他同学回忆,子韬的容貌一般,或者说没有什么特色,他的左脚踝关节处长着一块酱色的疮疤,仅此而已。就是这块疮疤后来渐渐溃烂发炎,直至把他送到射鹿县的麻疯病院。

那辆白色救护车停在操场上,大概是午后三点钟光景,子韬站在足球场上,看见三个男人从救护车里跳下来。子韬把足球踢给别人,低着头站着,双脚轮流蹭打地上的草皮。子韬穿着田径裤和蓝白相间的长统线袜,他站在那里,抬头看了看天空,然后弯下腰把线袜拉下来,匆忙地朝自己的踝部扫了一眼,他的脸色立刻苍白起来。当三个男人走近子韬把他凌空架走时,子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蹬踢着那些人的脸,同时发出愤怒的狂叫。

我不是……

我不去……

操场上的人听见了子韬的叫声,他们看见子韬脚上的运动鞋在挣扎中掉下来了,而他的袜子也快剥落,露出踝部一大块酱色的疮疤。

还有一个女人戴着口罩从救护车里下来,她提着一架喷射器沿着足球场走,在每个地方都喷下了一种难闻的药水,她对围观的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喷消毒药水。三天内足球场停止使用。

我所供职的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称他是从射鹿麻疯病医院逃出来的唯一幸存者,他亲眼目睹了焚烧医院和病人的残酷事实,一百一十三名麻疯病人被活活烧死。尸骸埋在公路边的麦田里。

我注意了一下来信,信纸是从小学生作文簿上撕下来的,信封是那种到处出售的印有花卉图案的普通信封。我洗了洗手,用铁夹把信夹着又仔细看了一遍,信尾没有暑名,只有三个遭劲有力的大字:幸存者。幸好邮戳还算清晰,邮戳上盖的是射鹿湖里。

这封读者来信被套上了一个塑料袋,在我的同事中间传阅。第二天,我的上司就通知我到射鹿县去调查此事。

射鹿一带河汉纵横,空气清新湿润,公路总是傍着水面向前延伸,路的两侧是起伏均匀的洼地,长满茂密的芦苇和散淡的矢车菊。秋天水位涨高,河汉里的水时而漫过公路路面,汽车有时就从水中驶过,溅起无数水花。开往射鹿的长途汽车因此常常需要紧闭车窗。时间一长,窗外的秋野景色变得单调无味,而车内浑浊的空气又使我昏昏欲睡。

在一个水坝上,汽车莫名其妙地停住了,我随几个人下车探个究竟,看见司机和一个奇怪的男人对峙着。那个男人光着脚,身上裹一件肮脏油腻的军用大衣。他的脸被什么东西涂得又黑又稠,一手高举着一块牛粪状的东西,一手朝司机摊开,嘴里含糊地咕噜着。我问司机,他要干什么?司机笑了笑,说,拦路的泼皮,要两块钱,我凭什么给他两块钱?那个男人突然清晰地狂叫起来,不给钱不让走!司机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上车拿给你,说着眨了眨眼睛。司机把车下的乘客都赶上车。然后他坐到驾驶座上,猛地点火发动,汽车趔趄了一下后往前冲去。我看见那个男人惶乱地跳起来,摔在路坡上,朝木闸那儿滚动了五六米远。最后他趴伏在陡坡上,远看就像一只巨大的蜥蜴。

汽车在受到意外的惊扰后越开越快。我回头看见那个裹着军用大衣的男人已经重新站在水坝上,他现在变得很小,隐隐地传来他愤怒的骂声。根据动作判断,他好像徒劳地朝我们的汽车砸着那团牛粪。

射鹿这地方给我的最初印象很坏,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调查。

我在射鹿城里住了一天,发现这个小城没有任何趣味可言,唯一让我惊奇的是城里有几家棺材店,从窄小的门洞望进去,可以看见那些棺材在幽暗中闪着隐晦的红光。我所栖身的招待所房间、床单和枕头上都洒上了劣质花露水,香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一切都是刚洗净换上的,但是我无意中发现枕中上有一块硬斑,不知以前擦过什么东西,头发碰在上面就咝咝地响。陪同我的县委宣行部副部长说,小地方条件差,请你多多包涵了。

我把那封信交给副部长看,他匆匆看了一遍就递还给我,说又是这个疯子,他又出动了,我说,他是谁?副部长苦笑说,要知道他是谁就好办了。这个人每年都要写信给报纸,说我们把麻疯病医院烧了,把麻疯病人都烧死了,纯属造谣惑众,在你之前已经有许多记者上过他的当了。我把信重新收起来放进包里,我说,射鹿好像是有一个麻疯病院。副部长说,有过,但是五年前就迁往别处了,病人也随医院迁走了。我说,医院旧址还在吗?他说,当然在,那么好的房子怎么舍得拆?现在那里是禽蛋加工厂。每年为县里创收三十万元。他暖昧地对我笑笑,又说,你想去那里看看吗?去吃鸡,厂里有的是鸡,我陪你去吃百鸡宴。我点了点头,我说我最喜欢吃鸡了。

第二天我随副部长驱车前往射鹿湖边的麻疯病医院旧址。旧址濒临洁森的射鹿湖,远远地就看见一片白墙红瓦掩映在石榴树林里,空气中隐隐飘来鸡粪的腥臭。吉普车在狭窄的乡间公路上左冲右突,冲进了一片高高的颓散的铁丝网包围圈里。副部长说,这就是以前医院的地盘了,以前还有两圈铁丝网,后来被拉断了,麻疯病很危险,隔离措施不严密不行,曾经有病人想逃,结果就被电网打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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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童年 – 白先勇

2018年8月13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初次到达上海的,那时候我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离开。可是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都意义非凡。记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奇形怪状,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镜”折射出来的印象,夸大了许多倍。上海本来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

“国际饭店”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其实也不过二十四层,可是那时真的觉得饭店顶楼快要摩到天了,仰头一望,帽子都会掉落尘埃。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聚集在一个城里,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彩色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连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乐场的“天台十六景”。

当年上海的电影院也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红绒地毯有两寸厚,一直蜿蜒铺到楼上,走在上面软绵绵,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上海的首轮戏院“美琪”、“国泰”、“卡尔登”专门放映好莱坞的西片,《乱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静安寺路挤得车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头大概都是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学来的。“卡尔登”有个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间装饰典雅、小巧玲珑的戏院,我在那里只看过一次电影,是“玉腿美人”蓓蒂葛兰宝主演的《甜姐儿》。“卡尔登”就是现在南京西路上的“长江剧院”,没想到几十年后,一九八八年,我自己写的舞台剧《游园惊梦》也在“长江剧院”上演了,一连演十八场,由上海“青话”胡伟民导演执导。

那时上海滩头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也不会记忆: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这首《龙华的桃花》影响,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龙华时,特别注意一下,也没有看见什么桃花,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当真实的反映了战后上海的情调马。当时霞飞路上的霓虹灯的确通宵不灭,上海城开不夜。

其实头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关在虹桥路上一幢德国式的小洋房里养病,很少到上海市区,第二年搬到法租界毕勋路,开始复学,在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念书,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后来到了台湾上大学后,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写的就是上海故事,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写我小说集《台北人》的头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写的又是上海的人与事,而且还把“国际饭店”写了进去。我另外一系列题名为《纽约客》的小说,开头的一篇《谪仙记》也是写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国留学的点点滴滴,这篇小说由导演谢晋改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开始有个镜头拍的便是上海的外滩。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当年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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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生 – 芥川龙之介

2018年8月10日 评论已被关闭

尾生伫立在桥下,等待着她的到来。

他抬头一看,只见高高的石桥栏杆,已被爬上来的攀援植物遮盖了一半,桥上人来人往,人们的白色衣裳沐浴着灿烂的夕阳,风儿幽幽地吹拂着他们的衣裙。可是,她还不来。

尾生轻轻地吹着口哨,愉快地眺望着桥下的沙洲。

桥下黄泥的沙洲,大约还剩下两坪,与河水紧邻在一起。长满芦苇的河畔,有许许多多的小洞,那也许是河蟹的巢穴,每当水波涌上来,就发出轻轻的咕咚声。可是,她还没来。

尾生望眼欲穿地走到河畔,环视着没有一只船通过的平静的河流。

河边上青青的芦苇长得密不透风。而且,在芦苇中,还有一棵棵郁郁葱葱的,婀娜多姿的河柳。芦苇和河柳遮住了水面,看不见河面的宽度。只见一条带状的清澈的河流映着天上云母般的云彩,静静的在芦苇中蜿蜒开去。可是,她还不来。

尾生在河畔踱步,现在沙洲越来越小了。尾生一边踱步,以便注意着暮色渐渐的四周的动静。

桥上早就没行人的踪影了。脚步声,马蹄声,还有车轮声,全部消失了。只听见风声,芦苇声,水声,……还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苍鹭的尖啸的啼叫声。尾生停下脚步,潮水不知何时涨了起来。挟裹着黄泥的波光粼粼的河水,比刚才更逼近了。可是,她还没来。

尾生担忧的蹙起眉头,在桥下昏暗的沙洲上着急地团团乱转。这时,河水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渐渐地涌上沙洲。同时,从河里升起的河藻气,水气,冷飕飕地渗在他身上。抬头一看,桥上那灿烂的夕阳已经消失了。只有石桥栏杆,横跨在暮色苍茫中,可是,她还没来。

尾声很害怕,呆立不动。

河水打湿了他的鞋,冷冰的河水渐渐地蔓延开来,也许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膝头,腹部,胸部就要被那猛涨的河水无情地淹没。这时候,水位越来越高,他的两条腿已被河水吞没。可是,她还没来。

尾生站在水里,仍怀着一丝希望,不住地向桥上张望。

水已经没到腹部了,周围早已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远远近近的茂密的芦苇和河柳的沙沙的响声,从昏暗的暮霭中传来,一条像是鲈鱼的鱼,翻着白肚,从尾生的鼻子前面跳过。鱼跳过之后,天空中也已出现了稀稀疏疏的星光,连藤蔓缠绕的桥栏,也很快消融在暮色里,变得模糊不清了。可是,她还没来。

夜半,当月光洒在河中的芦苇河和柳树上的时候,河水和微风互相低语着,将桥下尾生的尸体,轻轻的朝大海方向托去。也许尾生的灵魂向往着天空中那皎洁的月光,他摆脱了躯壳,就像水汽,藻味一样,悄无声息地向那微暗的夜空,袅袅地上升……

时隔几千年之后,他的灵魂历经流转沧桑,又必须托生为人了。他的灵魂就是如今附着在我身上的这个灵魂。所以,我虽然生活在现代,却干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来,一天到晚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一味等待着某种当来不来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正像那个尾生在黄昏的桥下,一直等待着那位始终未出现的恋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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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族16旗舰手机发布,售价2698元起

2018年8月9日 评论已被关闭

(记者 逄丹)2018.08.08,魅族在北京正式发布魅族16旗舰手机,它包含两个版本,分别是魅族16 th及魅族16 th Plus。先为魅族16划一下重点:搭载骁龙845处理器,CPU主频达2.8GHz,GPU能效提升30%;采用屏下指纹,0.25S解锁;配备索尼IMX380,同时引入 AI场景识别功能。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它号称2018年最薄的旗舰手机。

部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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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洋人.官 – 王小波

2018年8月7日 评论已被关闭

小时候,每当得到了一样只能由一人享受的好东西而我们是两个人时,就要做个小游戏来决定谁是幸运者。如你所知,这种把戏叫做“石头、剪子、布”,这三种东西循环相克,你出其中某一样,正好被别人克住,就失败了。这种游戏有个古老的名称,叫做“百姓、洋人、官”,我相信这名称是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当时洋人怕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又怕洋人。《官场现形记》写到了不少实例:中国的老百姓人多,和洋人起了争执,就蜂拥而上,先把他臭揍一顿——洋人怕老百姓,是怕吃眼前亏。洋人到了衙门里,开口闭口就是要请本国大使和你们皇上说话,中国的官怕得要死——不但怕洋人,连与洋人有来往的中国人都怕,这种中国人多数是信教的,你到了衙门里,只要说一句“小的是在教的”,官老爷就不敢把你当中国百姓看待,而是要当洋人来巴结。书里有个故事,说一位官老爷听说某人“在教”,就去巴结,拿了猪头三牲到人家的庙里上供,结果被打得稀烂撵了出来——原来是搞错了,人家在的不是洋人的天主教,而是清真古教。

小说难免有些夸张,但当时有这种现象,倒是无可怀疑。现在完全不同了。洋人在中国,只要不做坏事,就不用怕老百姓。我住的小区里立有一块牌子,写有文明公约,其中有一条,提醒我见了外国人,要“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人家没有理由怕我。至于我国政府,根本就不怕洋人。在对外交涉中,就是做了些让步,也是合乎道理的。就说保护知识产权吧,盗版软件、盗版VCD,那是偷人家外国的东西;再说市场准入吧,人家外国的市场准你入,你的市场不准入家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如果说打击国内的盗版商、开放市场就是怕了洋人,肯定是恶意的中伤。还有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当头”政策,这也合乎道理,要出头就要把大把的银子白白交给别人去花,我们舍不得,跟怕洋人没有关系。在这个方面,我完全赞成政府,尤其这最后一条。

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再说这些似乎是无的放矢——但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这种古老的游戏还有一个环节是老百姓怕官。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老百姓不该怕官。政府机关也要讲道理、依法办事,你对政府部门有什么意见,既可以反映上去,又可以到检察机关去告——理论上是这样的。但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

最近有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发了些议论。我草草翻了一下,没怎么看进去。现在对这本书有些评论,大多认为书的内容有些偏激。还有人肯定这本书,说是它的意义在于老百姓终于可以说外国人,地位因此提高了。可能我在胡猜,但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三重的误会。其一,看到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讲道理,就觉得政府在怕洋人——不讲理的人常会有这种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二,看到海外的评论注意到了这本书,觉得洋人怕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一惊一乍,一本书有什么可怕的呢?其三,以为洋人怕了这本百姓写的书,官又怕洋人,结果就是官也怕了百姓了,老百姓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这是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隔物传功之法。这其一和其二无须我再说,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而且很没意思。其三则完全是小说家的题目,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扯淡,因为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还是怕官,这一点毫无改变。

从前,有个大学的青年教师,三十多岁了,每月挣三五百块钱,谈起对象来个个吹。他住在筒子楼里,别人在楼道里炒菜,油烟滚滚灌到卧室里。每次上楼里的公共厕所,不论打开哪一间隔间,便池里都横亘着几根别人遗下的粗壮的尿橛子,……除此之外,他在系里也弄不着口好粥喝,副教授一职遥遥无期,出门办件事,到处看别人的脸色——就连楼前楼后带红箍的人都对他粗声粗气地乱喝呼。你知道他痛苦的根源吗?根源在于领导上对他不重视。后来他写成了一本书,先把洋人吓得要死,洋人又来找我国政府,电话一级级打了下来,系主任、派出所、居委会赶紧对他改颜相敬——你知道小人物翻身的原因吗?就在于发现了隔山打牛的诀窍啊。这个故事没有什么针对性,只是在翻写话本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大家可以找原本来看看。话本里的李太白吓退了蛮人,得到皇上的宠幸,横扫杨贵妃、高力士,地位猛烈地提高了。假如今天的吓蛮书没有收到这样的效力,那是因为写书人酒还喝得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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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的人 – 李娟

2018年8月6日 评论已被关闭

酒鬼什合斯到我家店里打酱油,真是令人惊讶。我妈问他:“为什么不是来打酒的?”他问答得挺痛快:

“2000年了嘛,喝酒的任务嘛,基本上完成了嘛!”

可是才过几个小时工夫,这家伙又来了,他把我们家门一脚砰地踢开,眼睛通红,头发蓬乱,外套胡乱敞着,上面扣子一个也没有了。他绕着很复杂的曲线走向我,把手里的瓶子往柜台上重重一顿……——又来打酱油。

我一直都想不通酒到底有什么好喝的,我开始还以为他们酗酒是因为想要打发无聊——一堆人凑在一起借酒装疯可能会很热闹。

可是后来,我又发现还有很多人都更愿意孤独地喝酒的。比如杰恩斯别克,偶尔会悄悄地进来,让我们给来一瓶二两装的二锅头,靠着柜台慢慢地,享受似地啜着。冷不丁一有人进来,就迅速把酒瓶盖一拧,口袋里一揣,然后若无其事地和来人打招呼,耐心地等着对方离开,然后又继续掏出来享受——像是一个馋独食的孩子一样。显然,酒带给他的乐趣肯定不是我一直认为的——那种通常电视剧和小说书里才会解释出来的“麻醉”呀“逃避”呀之类的说法。

更多的人是只让我们给斟一杯散酒,接过来就一饮而尽,然后匝着嘴付钱。满意地离去,掀开门帘大步走进外面的寒冬之中。那样的一杯酒我们卖五毛钱。

我喜欢这样的喝酒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把酒当成了一样好东西来品尝。酒在他们那里,最次也是一种驱除寒冷的必需品。而不像那些群聚拼酒的人,又唱又跳,又喊又叫的,喝到最后,估计给他上点白开水他也无所谓了——甚至分不清了,照样兴奋得要死。我觉得他们不珍惜酒。

还有另外一类酗酒的人——占了喀吾图酒鬼中的大多数——总是在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可以称之为“精神”——的态度在酗,他们狂饮烂醉,大部分时间却是沉默的,而且毫无来头地固执、鄙夷一切稍有节制的行为。

他们喝酒的状态与程度往往有一定规律可循——在柜台边站着喝或坐着喝的人,可能刚刚开始喝或只喝了一瓶;盘腿坐到柜台上喝的,一般来说两瓶已经下肚了;至于高高站到柜台上面低头顶着天花板的,不用说已经喝到第三瓶。假如喝到第四瓶的话,就全睡在柜台底下了。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加那尔喝过四瓶,是一定会踩着墙头上房顶的,而秘列提喝到第四瓶,通常会跑到河边从桥上往下跳。

我很生气,因为我爹还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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