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之国府 – Ha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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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莉.荷莉黛的故事 – 村上春树

2018年8月15日 没有评论

不时有年轻人问:“爵士是怎样一种音乐?”碰到这般突如其来、仿佛用黏土砸向水泥墙的问法,被问者也无言以对,只能无奈地苦苦思索。打个比方,这就像提问“纯文学是怎样一种文学”,并没有“这便是它”般一语道破玄机的具体定义。

但即使没有定义,在某种程度上熟听过爵士乐的人,只消耳边滑过一句旋律,当即就能判断:“啊,这就是爵士!”“不对,这不是爵士!”这归根结底是经验性、实际性的判断,而非将“何谓爵士”的判断基准当作尺度一一应用和思索。不管谁怎么说,爵士都有固有的气味、固有的回响、固有的手感。将是爵士乐和非爵士乐的东西两两相比较,气味不同,回响不同,手感不同,带来的心跳方式也不同。至于如何不同,若无实际经验就不可能知道,用语言向未曾经历过的人解释简直是难上加难。

可我姑且算是卖文为生的人,可不能像市井的闲赋老者那般,轻易地宣称:“这种事情经验就是一切,不是靠解释就能弄明白的。不管啥都行,你先听熟十来张爵士CD,然后再来找我。”尽管这么说会很轻松(我想这恐怕才是正常的回应),但假如这样拒人千里地作答,谈话势必进入僵局,无以为继。对文笔家的工作来说,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爵士,是怎样一种音乐?

我来说说比莉.荷莉黛的故事。

那是很久以前了。距今三十年以前。是我成为小说家之前,不如说,说在我脑袋里毫无写小说念头的时代发生的事。那是真人真事。我那时候在东京国分寺市的车站南口一栋小楼的地下室里经营爵士酒吧。面积约为十五坪,一隅放着立式钢琴,周末常常举行现场演奏会(后来搬到千驮谷时,才弄到一架三角大钢琴)。欠了一身债,工作又是重体力活,但老实说这些都不在话下。我才二十五六岁,只要愿意干活,再怎么干也不觉得累,也不以贫困为苦。从早到晚工作可以尽情地听喜欢的音乐,仅此便足够幸福。

国分寺靠近立川,所以时有美国大兵不期而至,尽管为数不多。其中有位非常安静的黑人。他大多同一位日本女子相伴前来。是个苗条女子,年龄大约二十六往上。我不知道两人究竟是恋人还是朋友。不过看起来也许更像“挚友”。我对这一记忆犹新,因为即便冷眼旁观,两人的距离感也令人心生好感。既不缠绵亲昵,也不客套见外。他们安静地喝酒,小声而愉快地交谈,听着爵士。他不时把我喊去,要我播放比莉.荷莉黛的唱片。嗯,只要是比莉.荷莉黛,啥曲子都行。

我记得有一次,他听着比莉.荷莉黛的歌哭了。夜已深,几乎没有其他客人。那次他是独自一人还是与那位女子一道,我记不清了。播放的是比莉.荷莉黛哪一首歌,我也印象模糊。总之他坐在吧台角落的位置,用两只大手捂着脸,肩膀颤动,静静地啜泣。我当然尽量不将目光投向那边,在稍远处干着活。比莉.荷莉黛的唱片播放完后,他静静地离席,付账,推门而去。

我记得那是最后一次见他。然后一年多过去,就在我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忽然现身了。她一个人。那是个雨夜,当时店里同样很闲,客人寥寥无几。她穿了件雨衣。我至今仍依稀记得当时下的雨,以及她雨衣的气味。记得季节是在秋天。秋夜下雨的时候,还有店内安静的时候,通常我会把莎拉.沃恩唱的《九月的雨》放到不唱盘上。我想那天夜里大概也是如此。就是这样一个夜晚。

她坐在吧台前,望着我的脸莞尔一笑,道了声“晚上好”。我也回一声“晚上好”。她要了威士忌,我调好递给她。随后她告诉我,他不久前回国了。每当他怀念留在故国的亲人,就来我的店里听比莉.荷莉黛的唱片。他很中意我的店。她仿佛留恋不已似的,对我说这些。

“前几天他写信给我。”她对我说,“说‘代我到那家店里去听听比莉.荷莉黛’。”说完她嫣然一笑。我从唱片架上挑选了一张比莉.荷莉黛的老唱片,放到唱盘上,然后将舒尔3型唱针轻轻放在声槽上。LP唱片真是个好东西,让人觉得在播放它时我们所做的一连串动作,与周遭形态各异的种种营生温柔的联系在一起。有朝一日LP唱片竟会落伍于时代之类,当时我想也没想过。不过这么说的话,我同样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小说家,一天天老去。

比莉.荷莉黛的唱片播放完后,我抬起唱针,将唱片装入封套中,放回架上。她将杯里的威士忌一饮而尽,起身离席,宛如为奔赴外部世界作特别准备一般,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离去时她说:“承蒙多方关照,谢谢啦。”我无言以对点点头,然后说:“也谢谢您。”接下来该说什么才好,当时我想不出来,没有词语涌上舌尖。恐怕我当时该说两句郑重其事的话,说两句能表明心迹的话。可是历来如此,每逢这种场面肯定不会有妙语浮上脑际。这当然遗憾。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别离径直就是永别。因为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就将永远无处可说。

直至今日,每当我聆听比莉.荷莉黛的歌曲,便常常想起那位安静的黑人大兵。想起那个心头思念着遥远的故土、坐在吧台一角无声啜泣的男人。想起他面前那杯威士忌中静静融化的冰块。还有那位代远去的他前来聆听比莉.荷莉黛唱片的女子。想起她雨衣的气味。然后,想起过于年轻、过于腼腆,因而不知畏惧,寻觅不到妙语将所思所想送达别人内心,几乎束手无策的我自己。

如果有人问我:“爵士是怎样一种音乐?”我只能这么回答:“这就是爵士啊。”对我来说,爵士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虽然定义太长,不过说实话,关于爵士这种音乐,我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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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手向西 – 苏童

2018年8月14日 评论已被关闭

到了后来,我再也想不起子韬的脸了,据其他同学回忆,子韬的容貌一般,或者说没有什么特色,他的左脚踝关节处长着一块酱色的疮疤,仅此而已。就是这块疮疤后来渐渐溃烂发炎,直至把他送到射鹿县的麻疯病院。

那辆白色救护车停在操场上,大概是午后三点钟光景,子韬站在足球场上,看见三个男人从救护车里跳下来。子韬把足球踢给别人,低着头站着,双脚轮流蹭打地上的草皮。子韬穿着田径裤和蓝白相间的长统线袜,他站在那里,抬头看了看天空,然后弯下腰把线袜拉下来,匆忙地朝自己的踝部扫了一眼,他的脸色立刻苍白起来。当三个男人走近子韬把他凌空架走时,子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蹬踢着那些人的脸,同时发出愤怒的狂叫。

我不是……

我不去……

操场上的人听见了子韬的叫声,他们看见子韬脚上的运动鞋在挣扎中掉下来了,而他的袜子也快剥落,露出踝部一大块酱色的疮疤。

还有一个女人戴着口罩从救护车里下来,她提着一架喷射器沿着足球场走,在每个地方都喷下了一种难闻的药水,她对围观的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喷消毒药水。三天内足球场停止使用。

我所供职的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称他是从射鹿麻疯病医院逃出来的唯一幸存者,他亲眼目睹了焚烧医院和病人的残酷事实,一百一十三名麻疯病人被活活烧死。尸骸埋在公路边的麦田里。

我注意了一下来信,信纸是从小学生作文簿上撕下来的,信封是那种到处出售的印有花卉图案的普通信封。我洗了洗手,用铁夹把信夹着又仔细看了一遍,信尾没有暑名,只有三个遭劲有力的大字:幸存者。幸好邮戳还算清晰,邮戳上盖的是射鹿湖里。

这封读者来信被套上了一个塑料袋,在我的同事中间传阅。第二天,我的上司就通知我到射鹿县去调查此事。

射鹿一带河汉纵横,空气清新湿润,公路总是傍着水面向前延伸,路的两侧是起伏均匀的洼地,长满茂密的芦苇和散淡的矢车菊。秋天水位涨高,河汉里的水时而漫过公路路面,汽车有时就从水中驶过,溅起无数水花。开往射鹿的长途汽车因此常常需要紧闭车窗。时间一长,窗外的秋野景色变得单调无味,而车内浑浊的空气又使我昏昏欲睡。

在一个水坝上,汽车莫名其妙地停住了,我随几个人下车探个究竟,看见司机和一个奇怪的男人对峙着。那个男人光着脚,身上裹一件肮脏油腻的军用大衣。他的脸被什么东西涂得又黑又稠,一手高举着一块牛粪状的东西,一手朝司机摊开,嘴里含糊地咕噜着。我问司机,他要干什么?司机笑了笑,说,拦路的泼皮,要两块钱,我凭什么给他两块钱?那个男人突然清晰地狂叫起来,不给钱不让走!司机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上车拿给你,说着眨了眨眼睛。司机把车下的乘客都赶上车。然后他坐到驾驶座上,猛地点火发动,汽车趔趄了一下后往前冲去。我看见那个男人惶乱地跳起来,摔在路坡上,朝木闸那儿滚动了五六米远。最后他趴伏在陡坡上,远看就像一只巨大的蜥蜴。

汽车在受到意外的惊扰后越开越快。我回头看见那个裹着军用大衣的男人已经重新站在水坝上,他现在变得很小,隐隐地传来他愤怒的骂声。根据动作判断,他好像徒劳地朝我们的汽车砸着那团牛粪。

射鹿这地方给我的最初印象很坏,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调查。

我在射鹿城里住了一天,发现这个小城没有任何趣味可言,唯一让我惊奇的是城里有几家棺材店,从窄小的门洞望进去,可以看见那些棺材在幽暗中闪着隐晦的红光。我所栖身的招待所房间、床单和枕头上都洒上了劣质花露水,香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一切都是刚洗净换上的,但是我无意中发现枕中上有一块硬斑,不知以前擦过什么东西,头发碰在上面就咝咝地响。陪同我的县委宣行部副部长说,小地方条件差,请你多多包涵了。

我把那封信交给副部长看,他匆匆看了一遍就递还给我,说又是这个疯子,他又出动了,我说,他是谁?副部长苦笑说,要知道他是谁就好办了。这个人每年都要写信给报纸,说我们把麻疯病医院烧了,把麻疯病人都烧死了,纯属造谣惑众,在你之前已经有许多记者上过他的当了。我把信重新收起来放进包里,我说,射鹿好像是有一个麻疯病院。副部长说,有过,但是五年前就迁往别处了,病人也随医院迁走了。我说,医院旧址还在吗?他说,当然在,那么好的房子怎么舍得拆?现在那里是禽蛋加工厂。每年为县里创收三十万元。他暖昧地对我笑笑,又说,你想去那里看看吗?去吃鸡,厂里有的是鸡,我陪你去吃百鸡宴。我点了点头,我说我最喜欢吃鸡了。

第二天我随副部长驱车前往射鹿湖边的麻疯病医院旧址。旧址濒临洁森的射鹿湖,远远地就看见一片白墙红瓦掩映在石榴树林里,空气中隐隐飘来鸡粪的腥臭。吉普车在狭窄的乡间公路上左冲右突,冲进了一片高高的颓散的铁丝网包围圈里。副部长说,这就是以前医院的地盘了,以前还有两圈铁丝网,后来被拉断了,麻疯病很危险,隔离措施不严密不行,曾经有病人想逃,结果就被电网打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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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童年 – 白先勇

2018年8月13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初次到达上海的,那时候我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离开。可是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都意义非凡。记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奇形怪状,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镜”折射出来的印象,夸大了许多倍。上海本来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

“国际饭店”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其实也不过二十四层,可是那时真的觉得饭店顶楼快要摩到天了,仰头一望,帽子都会掉落尘埃。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聚集在一个城里,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彩色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连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乐场的“天台十六景”。

当年上海的电影院也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红绒地毯有两寸厚,一直蜿蜒铺到楼上,走在上面软绵绵,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上海的首轮戏院“美琪”、“国泰”、“卡尔登”专门放映好莱坞的西片,《乱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静安寺路挤得车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头大概都是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学来的。“卡尔登”有个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间装饰典雅、小巧玲珑的戏院,我在那里只看过一次电影,是“玉腿美人”蓓蒂葛兰宝主演的《甜姐儿》。“卡尔登”就是现在南京西路上的“长江剧院”,没想到几十年后,一九八八年,我自己写的舞台剧《游园惊梦》也在“长江剧院”上演了,一连演十八场,由上海“青话”胡伟民导演执导。

那时上海滩头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也不会记忆: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这首《龙华的桃花》影响,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龙华时,特别注意一下,也没有看见什么桃花,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当真实的反映了战后上海的情调马。当时霞飞路上的霓虹灯的确通宵不灭,上海城开不夜。

其实头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关在虹桥路上一幢德国式的小洋房里养病,很少到上海市区,第二年搬到法租界毕勋路,开始复学,在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念书,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后来到了台湾上大学后,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写的就是上海故事,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写我小说集《台北人》的头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写的又是上海的人与事,而且还把“国际饭店”写了进去。我另外一系列题名为《纽约客》的小说,开头的一篇《谪仙记》也是写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国留学的点点滴滴,这篇小说由导演谢晋改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开始有个镜头拍的便是上海的外滩。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当年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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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生 – 芥川龙之介

2018年8月10日 评论已被关闭

尾生伫立在桥下,等待着她的到来。

他抬头一看,只见高高的石桥栏杆,已被爬上来的攀援植物遮盖了一半,桥上人来人往,人们的白色衣裳沐浴着灿烂的夕阳,风儿幽幽地吹拂着他们的衣裙。可是,她还不来。

尾生轻轻地吹着口哨,愉快地眺望着桥下的沙洲。

桥下黄泥的沙洲,大约还剩下两坪,与河水紧邻在一起。长满芦苇的河畔,有许许多多的小洞,那也许是河蟹的巢穴,每当水波涌上来,就发出轻轻的咕咚声。可是,她还没来。

尾生望眼欲穿地走到河畔,环视着没有一只船通过的平静的河流。

河边上青青的芦苇长得密不透风。而且,在芦苇中,还有一棵棵郁郁葱葱的,婀娜多姿的河柳。芦苇和河柳遮住了水面,看不见河面的宽度。只见一条带状的清澈的河流映着天上云母般的云彩,静静的在芦苇中蜿蜒开去。可是,她还不来。

尾生在河畔踱步,现在沙洲越来越小了。尾生一边踱步,以便注意着暮色渐渐的四周的动静。

桥上早就没行人的踪影了。脚步声,马蹄声,还有车轮声,全部消失了。只听见风声,芦苇声,水声,……还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苍鹭的尖啸的啼叫声。尾生停下脚步,潮水不知何时涨了起来。挟裹着黄泥的波光粼粼的河水,比刚才更逼近了。可是,她还没来。

尾生担忧的蹙起眉头,在桥下昏暗的沙洲上着急地团团乱转。这时,河水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渐渐地涌上沙洲。同时,从河里升起的河藻气,水气,冷飕飕地渗在他身上。抬头一看,桥上那灿烂的夕阳已经消失了。只有石桥栏杆,横跨在暮色苍茫中,可是,她还没来。

尾声很害怕,呆立不动。

河水打湿了他的鞋,冷冰的河水渐渐地蔓延开来,也许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膝头,腹部,胸部就要被那猛涨的河水无情地淹没。这时候,水位越来越高,他的两条腿已被河水吞没。可是,她还没来。

尾生站在水里,仍怀着一丝希望,不住地向桥上张望。

水已经没到腹部了,周围早已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远远近近的茂密的芦苇和河柳的沙沙的响声,从昏暗的暮霭中传来,一条像是鲈鱼的鱼,翻着白肚,从尾生的鼻子前面跳过。鱼跳过之后,天空中也已出现了稀稀疏疏的星光,连藤蔓缠绕的桥栏,也很快消融在暮色里,变得模糊不清了。可是,她还没来。

夜半,当月光洒在河中的芦苇河和柳树上的时候,河水和微风互相低语着,将桥下尾生的尸体,轻轻的朝大海方向托去。也许尾生的灵魂向往着天空中那皎洁的月光,他摆脱了躯壳,就像水汽,藻味一样,悄无声息地向那微暗的夜空,袅袅地上升……

时隔几千年之后,他的灵魂历经流转沧桑,又必须托生为人了。他的灵魂就是如今附着在我身上的这个灵魂。所以,我虽然生活在现代,却干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来,一天到晚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一味等待着某种当来不来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正像那个尾生在黄昏的桥下,一直等待着那位始终未出现的恋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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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族16旗舰手机发布,售价2698元起

2018年8月9日 评论已被关闭

(记者 逄丹)2018.08.08,魅族在北京正式发布魅族16旗舰手机,它包含两个版本,分别是魅族16 th及魅族16 th Plus。先为魅族16划一下重点:搭载骁龙845处理器,CPU主频达2.8GHz,GPU能效提升30%;采用屏下指纹,0.25S解锁;配备索尼IMX380,同时引入 AI场景识别功能。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它号称2018年最薄的旗舰手机。

部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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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洋人.官 – 王小波

2018年8月7日 评论已被关闭

小时候,每当得到了一样只能由一人享受的好东西而我们是两个人时,就要做个小游戏来决定谁是幸运者。如你所知,这种把戏叫做“石头、剪子、布”,这三种东西循环相克,你出其中某一样,正好被别人克住,就失败了。这种游戏有个古老的名称,叫做“百姓、洋人、官”,我相信这名称是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当时洋人怕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又怕洋人。《官场现形记》写到了不少实例:中国的老百姓人多,和洋人起了争执,就蜂拥而上,先把他臭揍一顿——洋人怕老百姓,是怕吃眼前亏。洋人到了衙门里,开口闭口就是要请本国大使和你们皇上说话,中国的官怕得要死——不但怕洋人,连与洋人有来往的中国人都怕,这种中国人多数是信教的,你到了衙门里,只要说一句“小的是在教的”,官老爷就不敢把你当中国百姓看待,而是要当洋人来巴结。书里有个故事,说一位官老爷听说某人“在教”,就去巴结,拿了猪头三牲到人家的庙里上供,结果被打得稀烂撵了出来——原来是搞错了,人家在的不是洋人的天主教,而是清真古教。

小说难免有些夸张,但当时有这种现象,倒是无可怀疑。现在完全不同了。洋人在中国,只要不做坏事,就不用怕老百姓。我住的小区里立有一块牌子,写有文明公约,其中有一条,提醒我见了外国人,要“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人家没有理由怕我。至于我国政府,根本就不怕洋人。在对外交涉中,就是做了些让步,也是合乎道理的。就说保护知识产权吧,盗版软件、盗版VCD,那是偷人家外国的东西;再说市场准入吧,人家外国的市场准你入,你的市场不准入家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如果说打击国内的盗版商、开放市场就是怕了洋人,肯定是恶意的中伤。还有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当头”政策,这也合乎道理,要出头就要把大把的银子白白交给别人去花,我们舍不得,跟怕洋人没有关系。在这个方面,我完全赞成政府,尤其这最后一条。

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再说这些似乎是无的放矢——但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这种古老的游戏还有一个环节是老百姓怕官。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老百姓不该怕官。政府机关也要讲道理、依法办事,你对政府部门有什么意见,既可以反映上去,又可以到检察机关去告——理论上是这样的。但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

最近有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发了些议论。我草草翻了一下,没怎么看进去。现在对这本书有些评论,大多认为书的内容有些偏激。还有人肯定这本书,说是它的意义在于老百姓终于可以说外国人,地位因此提高了。可能我在胡猜,但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三重的误会。其一,看到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讲道理,就觉得政府在怕洋人——不讲理的人常会有这种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二,看到海外的评论注意到了这本书,觉得洋人怕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一惊一乍,一本书有什么可怕的呢?其三,以为洋人怕了这本百姓写的书,官又怕洋人,结果就是官也怕了百姓了,老百姓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这是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隔物传功之法。这其一和其二无须我再说,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而且很没意思。其三则完全是小说家的题目,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扯淡,因为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还是怕官,这一点毫无改变。

从前,有个大学的青年教师,三十多岁了,每月挣三五百块钱,谈起对象来个个吹。他住在筒子楼里,别人在楼道里炒菜,油烟滚滚灌到卧室里。每次上楼里的公共厕所,不论打开哪一间隔间,便池里都横亘着几根别人遗下的粗壮的尿橛子,……除此之外,他在系里也弄不着口好粥喝,副教授一职遥遥无期,出门办件事,到处看别人的脸色——就连楼前楼后带红箍的人都对他粗声粗气地乱喝呼。你知道他痛苦的根源吗?根源在于领导上对他不重视。后来他写成了一本书,先把洋人吓得要死,洋人又来找我国政府,电话一级级打了下来,系主任、派出所、居委会赶紧对他改颜相敬——你知道小人物翻身的原因吗?就在于发现了隔山打牛的诀窍啊。这个故事没有什么针对性,只是在翻写话本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大家可以找原本来看看。话本里的李太白吓退了蛮人,得到皇上的宠幸,横扫杨贵妃、高力士,地位猛烈地提高了。假如今天的吓蛮书没有收到这样的效力,那是因为写书人酒还喝得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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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的人 – 李娟

2018年8月6日 评论已被关闭

酒鬼什合斯到我家店里打酱油,真是令人惊讶。我妈问他:“为什么不是来打酒的?”他问答得挺痛快:

“2000年了嘛,喝酒的任务嘛,基本上完成了嘛!”

可是才过几个小时工夫,这家伙又来了,他把我们家门一脚砰地踢开,眼睛通红,头发蓬乱,外套胡乱敞着,上面扣子一个也没有了。他绕着很复杂的曲线走向我,把手里的瓶子往柜台上重重一顿……——又来打酱油。

我一直都想不通酒到底有什么好喝的,我开始还以为他们酗酒是因为想要打发无聊——一堆人凑在一起借酒装疯可能会很热闹。

可是后来,我又发现还有很多人都更愿意孤独地喝酒的。比如杰恩斯别克,偶尔会悄悄地进来,让我们给来一瓶二两装的二锅头,靠着柜台慢慢地,享受似地啜着。冷不丁一有人进来,就迅速把酒瓶盖一拧,口袋里一揣,然后若无其事地和来人打招呼,耐心地等着对方离开,然后又继续掏出来享受——像是一个馋独食的孩子一样。显然,酒带给他的乐趣肯定不是我一直认为的——那种通常电视剧和小说书里才会解释出来的“麻醉”呀“逃避”呀之类的说法。

更多的人是只让我们给斟一杯散酒,接过来就一饮而尽,然后匝着嘴付钱。满意地离去,掀开门帘大步走进外面的寒冬之中。那样的一杯酒我们卖五毛钱。

我喜欢这样的喝酒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把酒当成了一样好东西来品尝。酒在他们那里,最次也是一种驱除寒冷的必需品。而不像那些群聚拼酒的人,又唱又跳,又喊又叫的,喝到最后,估计给他上点白开水他也无所谓了——甚至分不清了,照样兴奋得要死。我觉得他们不珍惜酒。

还有另外一类酗酒的人——占了喀吾图酒鬼中的大多数——总是在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可以称之为“精神”——的态度在酗,他们狂饮烂醉,大部分时间却是沉默的,而且毫无来头地固执、鄙夷一切稍有节制的行为。

他们喝酒的状态与程度往往有一定规律可循——在柜台边站着喝或坐着喝的人,可能刚刚开始喝或只喝了一瓶;盘腿坐到柜台上喝的,一般来说两瓶已经下肚了;至于高高站到柜台上面低头顶着天花板的,不用说已经喝到第三瓶。假如喝到第四瓶的话,就全睡在柜台底下了。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加那尔喝过四瓶,是一定会踩着墙头上房顶的,而秘列提喝到第四瓶,通常会跑到河边从桥上往下跳。

我很生气,因为我爹还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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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 刘瑜

2018年8月3日 评论已被关闭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G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Grubic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像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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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 梁实秋

2018年8月2日 评论已被关闭

鲁迅曾幻想到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以为那是雅事。其实天下雅事尽多,唯有生病不能算雅。没有福分扶丫鬟看秋海棠的人,当然觉得那是可羡的,但是加上“吐半口血”这样一个条件,那可羡的情形也就不怎样可羡,似乎还不如独自一个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萝卜白菜。

最近看见有人写文章,女人怀孕写作“生理变态”,我觉得这人倒有点“心理变态”。病才是生理变态。病人的一张脸就够瞧的,有的黄得像讣闻纸,有的青得像新出土的古铜器,比髑髅多一张皮,比面具多几个眨眼。病是变态,由活人变成死人的一条必经之路。因为病是变态,所以病是丑的。西子捧心蹙颦,人以为美,我想这也是私人癖好,想想海上还有逐臭之夫,这也就不足为奇。

我由于一场病,在医院住了很久。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不适宜于住医院。在不病的时候,每个人在家里都可以做土皇帝,佣仆不消说是用钱雇来的奴隶,妻子只是供膳宿的奴隶,父母是志愿的奴隶,平日养尊处优惯了,一旦他老人家欠安违和,抬进医院,恨不得把整个的家(连厨房在内)都搬进去!病人到了医院,就好像是到了自己的别墅似的,忽而买西瓜,忽而冲藕粉,忽而打洗脸水,忽而灌暖水壶。与其说医院家庭化,毋宁说医院旅馆化,最像旅馆的一点,便是人声嘈杂,四号病人快要咽气,这并不妨碍五号病房的客人的高谈阔论;六号病人刚吞下两包安眠药,这也不能阻止七号病房里扯着嗓子喊黄嫂。医院是生与死的决斗场,呻吟号啕以及欢呼叫嚣之声,当然都是人情之所不能已,圣人弗禁。所苦者是把医院当作养病之所的人。

但是有一次我对于我隔壁房所发的声音,是能加以原谅的。是夜半,是女人声音,先是摇铃随后是喊“小姐”,然后一声铃间一声喊,由原板到流水板,愈来愈促,愈来愈高,我想医院里的人除了住了太平间的之外大概谁都听到了,然而没有人送给她所要用的那件东西。呼声渐变成号声,情急渐变成哀恳,等到那件东西等因奉此地辗转送到时,已经过了时效,不复成为有用的了。

旧式讣闻喜用“寿终正寝”字样,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家里养病,除了病不容易治好之外,不会为病以外的事情着急。如果病重不治必须寿终,则寿终正寝是值得提出来傲人的一件事,表示死者死得舒服。

人在大病时,人生观都要改变。我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就感觉得人生无常,对一切不免要多加一些宽恕,例如对于一个冒领米贴的人,平时绝不稍予假借,但在自己连打几次强心针之后,再看着那个人贸贸然来,也就不禁心软,认为他究竟也还可以算作一个圆颅方趾的人。鲁迅死前遗言“不饶恕,也不求人饶恕”。那种态度当然也可备一格。不似鲁迅那般伟大的人,便在体力不济时和人类容易妥协。我僵卧了许多天之后,看着每个人都有人性,觉得这世界还是可留恋的。不过我在体温脉搏都快恢复正常时,又故态复萌,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了。

弱者才需要同情,同情要在人弱时施给,才能容易使人认识那份同情。一个人病得吃东西都需要喂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探视,那一点同情就像甘露滴在干土上一般,立刻被吸收了进去。病人会觉得人类当中彼此还有联系,人对人究竟比兽对人要温和得多。不过探视病人是一种艺术,和新闻记者的访问不同,和吊丧又不同。我最近一次病,病情相当曲折,叙述起来要半小时,如用欧化语体来说半小时还不够。而来看我的人是如此诚恳,问起我的病状便不能不详为报告,而讲述到三十次以上时,便感觉像一位老教授年年在讲台上开话匣片子那样单调而且惭愧。我的办法是,对于远路来的人我讲得要稍为扩大一些,而且要强调病的危险,为的是叫他感觉此行不虚,不使过于失望。对于邻近的朋友们则不免一切从简诸希矜宥!有些异常热心的人,如果不给我一点什么帮助,一定不肯走开,即使走开也一定不会愉快。我为使他愉快起见,口虽不渴也要请他倒过一杯水来,自己做“扶起娇无力”状。有些道貌岸然的朋友,看见我就要脱离苦海,不免悟出许多佛门大道理,脸上愈发严重,一言不发,愁眉苦脸,对于这朋友我将来特别要借重,因为我想他于探病之外还适于守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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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坐票 – 佚名

2018年8月1日 评论已被关闭

生活真是有趣:如果你只接受最好的,你经常会得到最好的。

有一个人经常出差,经常买不到对号入坐的车票。可是无论长途短途,无论车上多挤,他总能找到座位。

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耐心地一节车厢一节车厢找过去。这个办法听上去似乎并不高明,但却很管用。每次,他都做好了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最后一节车厢的准备,可是每次他都用不着走到最后就会发现空位。他说,这是因为像他这样锲而不舍找座位的乘客实在不多。经常是在他落座的车厢里尚余若干座位,而在其他车厢的过道和车厢接头处,居然人满为患。

他说,大多数乘客轻易就被一两节车厢拥挤的表面现象迷惑了,不大细想在数十次停靠之中,从火车十几个车门上上下下的流动中蕴藏着不少提供座位的机遇;即使想到了,他们也没有那一份寻找的耐心。眼前一方小小立足之地很容易让大多数人满足,为了一两个座位背负着行囊挤来挤去有些人也觉得不值。他们还担心万一找不到座位,回头连个好好站着的地方也没有了。与生活中一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失败的人,永远只能滞留在没有成功的起点上一样,这些不愿主动找座位的乘客大多只能在上车时最初的落脚之处一直站到下车。

自信、执着、富有远见、勤于实践,会让你握有一张人生之旅永远的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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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 王小波

2018年7月31日 评论已被关闭

因为太太在做妇女研究,读了一批女权主义的理论书,我们常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做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女权主义的理论门类繁多(我认为这一点并不好),到底是哪一种就很重要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消除。这种观点在西方带点阶段论的色彩,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众所周知,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制度,党主张男女平等,政府重视妇女的社会保障,在这方面成就也不少。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不足。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企业精简职工,很多女职工被迫下岗。假若你要指责企业经理,他就反问道:你何不问问这些女职工自身的素质如何?像这样的题目报刊上讨论得已经很多了。很明显,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依赖社会保障,还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正如其他女权主义门派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向社会寻求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较多保障的人总是值得羡慕的——我年轻时,大家都羡慕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男女是否平等了?在这方面有一点争议。中国人自己以为,在这方面做得已经很不错。但是西方一些观察家不同意。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否把男人和女人同等看待。这个问题有难以评论的性质。众所周知,一有需要,上面就可以规定各级政府里女干部的比例、各级人代会里女代表的比例,我还听说为了配合“九五世妇会”,出版社正在大出女作家的专辑。因为想把她们如何看待就可以如何看待,这件事就丧失了客观性,而且无法讨论。另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国家里,妇女的实际地位如何,她们自身的素质、成就、掌握的决策权,能不能和男性相比。这个问题很严肃,我的意见是:当然不能比。妇女差得很多——也许只有竞技体育例外,但竞技体育不说明什么。我们国家总是从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框架出发去关怀女性,分配给她各种东西,包括代表名额。我以为这种关怀是不够的。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

西方还有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认为女性比男性优越,女人天性热爱和平、关心生态,就是她们优越的证明。据说女人可以有比男人更强烈、持久的性高潮,也是一种优越的证明,我很怀疑这种证明的严肃性。虽然女人热爱自己的性别是值得赞美的,但也不可走火入魔。一个人在坐胎时就有男女之分,我以为这种差异本身是美好的。别人也许不同意,但我以为,见到一种差异,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这是一种市侩心理——生为一个女人,好像占了很多便宜。当然,要按这个标准,中国人里市侩更多,他们死乞白赖地想要男孩,并且觉得这样能占到便宜。将来人类很可能只剩下一种性别——男或女。这时候的人知道过去人有性别之分,就会不胜痛惜,并且说:我们的祖先是些市侩。当然,在我们这里,有些女人有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风貌,中国话叫做“气管炎”。我个人认为,“气管炎”不是中国女性风范的杰出代表。我总是从审美的角度,而不是从势利的角度来看世界,而且觉得自己是个市侩——当然,这一点还要别人来评判。

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性之于女权主义理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的理论一样重要。这个观点中国人看来很是意外。再过一些年,中国人就会体会到这种说法的含义,现在的潮流正把女人逐渐地往性这个圈子里套。性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单方面地要求妇女,就很不平等。西方妇女以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丧失了尊严,这是有道理的。但回过头去看看“文化革命”里,中国的妇女和男人除了头发长几寸,就没有了区别,尊严倒是有的,只可惜了无生趣。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也该来取悦妇女,这样就恢复了妇女的尊严。假如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就要在毫无尊严和了无生趣里选一种了。作为男子,我宁愿自己多打扮,希望这样有助于妇女的尊严,也不愿看到妇女再变成一片蓝蚂蚁。当然,按激进女权的观点,这还远算不上有了弃暗投明的决心,真正有决心应该去做变性手术,起码把自己阉掉。

我太太现在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着了迷。这种理论总想对性别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我很同意地说,以往的人对性别问题理解得不对——亘古以来,人类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开头有点假模假式,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蛮横无理——这些错误主要是男人犯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和后现代女权理论没有丝毫的相近之处。那些哲学家、福柯的女弟子们,她们对此有着一套远为复杂和深奥的解读方法。我正盼着从中学到一点东西,但还没有学会。

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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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控制的荒唐史 – 梁文道

2018年7月30日 评论已被关闭

要洗一个人的脑方法很多,那么最物理性的,最生理性的,当然就是直接给他药。那么要不然就是经历一连串的心理上的技巧措施,甚至是酷刑,让一个人的心房慢慢崩溃,让一个人整个思想意识模糊了慢慢改变。

那么,我今天继续给大家谈这本洗脑术,它的的作者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为我们介绍了各种各样针对个体的洗脑的方法,比如说下药,也谈到了LSD就迷幻药出现的历史,谈到了各种催眠的方式,也有精神催眠等等。但这里面有趣的地方,我们必须要谈的就是大家怎么去应付洗脑,怎么样来应对洗脑,结果这时候你就发现应付洗脑的人跟应付洗脑的方法有时候本身就像洗脑。

比方说这里面就说到,说当年英国情报部门在跟北爱尔兰共和军在战斗的时候,常常抓对方的人审讯他们。那么,用各种各样的酷刑,也就一些洗脑或思想控制的方法崩溃掉他们,让他们的意志软弱下来,让他们的精神改变,甚至让他们整个人转向。于是,这些消息自然也会走漏出来,于是北爱尔兰共和军的人也就知道了。

他们知道了就怎么办呢?他们就必须做好准备去应付这个过程,你怎么能做好准备呢?那你就必须先经历一回,没错,这就是当时所有情报部门、特种部队必须做的事。那么,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种部队的成员,一个情报人员,假如他很优秀的话,他在被对方逮捕,在被敌方抓获之前,其实他已经经历过了无数的酷刑,只不过那些酷刑跟那些恐怖的心理实验是自己人加在自己人身上的。

然后有时候也反过来,就是你相信有这么一个人被对方洗脑了,他放出来了,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得反洗脑。这个反洗脑是反向逆向操作,但整个程序其实是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比如说这里面就说到,他说到当时,这也不是当时了。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嘛,大家大概都听过,就是上个月的时候韩国统一教的教主文鲜明去世了。

统一教在世界上面各地都有很多的争论,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古怪,甚至有人觉得他们是邪教。那主要的原因在哪呢?第一他们的成员好像失去某种程度我们今天认为一个人该有的自我控制。比如说他们的婚姻,很多时候婚姻并不是自己选择的对象,而是由他们的教主帮他们钦定。这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古怪的现象,例如说一个美国女人嫁了给一个日本男人,而在婚礼之前他们俩从来没见过,更要命的是这个日本男人不会说一句英文,而这个美国女人也不会说一句日文,但是人家婚后快乐生活,这好奇怪对不对。

于是大家就说,这个统一教大概会洗脑,那么看到他们的成员如此狂热的崇拜他们的教主,又看到他们的成员好像个个都脱离家庭、离乡背井,脱离原来的社会生活圈子,这难道不是很具一个邪教的外型吗?好,我们这边就看到了,原来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有这么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有一个人叫伏特格林。这个伏特格林后来很有名,有一个电影拍过他的,为什么呢?他就是专门对付统一教乃至于科学教,或者各种各样被认为是异端宗教会洗脑,洗人的那种宗教。那么,他搞的工作被人叫做是思想解读,他思想解读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么一个对方的教友常常是绑架回来,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付他,恐吓他,威胁他,最后让对方甚至是大哭,然后吼叫、呻吟,然后整个人崩溃了。

在这个时候,他迅速的,明快的介入想去重建对方的整个思想世界跟信仰世界,然后他就可以对外宣称我把这个人挽救回来了,带回我们正常世界了。那么可惜或者说可笑的是什么呢?这么有名的一个思想解读家,他的妹妹凯萨琳格林本身就是一个统一教教徒。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个哥哥看到自己的妹妹信了统一教之后,他才走上了要反对统一教的道路,而他们那边是怎么样呢?是如此的,他们就描述说当时他们要去加入这个教的时候,很有趣,因为统一教或者很多这种宗教,之所以惹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一开始传教就跟你说明我是谁。

比如说耶稣出来传教,耶稣不会跑出跟门徒们说来,我教你们怎么赚钱,不,他一来就说你们跟随我吧,我带领你们走向天国,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统一教不是,一开始出来就说,我们大家一起有一个很快乐的生活方式,我们来一起盖房子,我们去种地怎么样,然后搞了半天才跟你说原来我们是统一教。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已经不会想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新加入到他们社区的人员、集体生活的成员,他们会让你忙。比如说你两三个朋友来了,他尽量让你隔离开来,不让你们有私下交流的机会,因为有私下交流说不定你们聊着聊着就会反省起这几天的经验,他不要,他把你们全部隔开来,把你们搞的很忙,从头到尾大家都唱着歌,快乐的共同分享,做各种各样的游戏。

然后,每当你试图离开或者你试图给家人打电话,他们都会很友善的微笑站在你旁边看着你,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在你家人电话里面说这边太多什么,尤其是说他们的坏话。然后慢慢慢慢通过这个过程,你就融入进去。这个时候他们还会告诉你说,你的家人或许不赞成你跟我们在一起,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背离正道,他们不了解真理,他们不了解上帝等等等等。

于是,慢慢的就把外在世界,原来你来自的世界描绘的十分可怕,十分恐怖。这当然听起来就是一个洗脑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些思想解读者也不是好玩意,而且甚至发展到越来越荒唐。比如说这里面有很有名的纽约思想解读专家加林凯莉,1993年他劫持了一个这些宗教,这些异端教派的信徒,却在街上错绑了另一个女孩,因此背叛入狱7年。他说了一个思想解读者如何把这个女孩从狂热思想中解救出来送回家,得胜而归的思想解读者叫嚷着对他们的父母说,你们会为此感到了欣慰,你们的女儿变回基督徒了,可是女孩的父母倒吸一口气说,她以前可是犹太教徒。

那么,可见这些思想解读者背后其实也有他们的基督教的宗教狂热。那么,讲了这么多洗脑的故事,洗脑也好,反洗脑也好,其实都是洗脑,但是我们不要对这个事过度关注,就像我们这位作者,一个有名的独立记者所讲的,有时候大家什么都讲洗脑的时候,就会变成古灵惊怪的阴谋论,正如我们现在看美剧,动不动什么事情都是CIA的阴谋,动不动什么都是他们洗脑的结果,但你问他们有没有证据呢,他们也没有证据。可是有时候对这些坚信不移的人来讲,没有证据的意思就是其实有很多证据。

Haifu.org转自凤凰网《开卷八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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