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于运动,让生命中的36000天每一天都活得精彩!-Haifu.org { H1 H2 H3 H4 H5 }

对生活的勇气 – 叔本华

2018年4月26日 没有评论

对于我们的幸福,勇气是一种非常关键的、仅次于聪明睿智的素质。当然,我们无法给予自己这两种素质——前者我们得之于父亲,而后者遗传自母亲——但是,不管我们具备这两种素质的程度为何,通过决心和练习都可以增进它们。在这一个“铁造的骰子决定一切”的世界,我们需要铁一般刚强的感觉意识,作为承受命运、防范他人的盔甲武器。这是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战斗。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引起争斗。伏尔泰说得很对。“在这世上,我们只有挺着剑前行才能取得成功;我们死去的时候,手上仍然紧握着武器”。因此,一个人如果看见天空——或者只是在地平线上——出现了阴云,就沮丧气馁、怨天尤人,那这个人就是胆怯、懦弱之辈。我们的格言应该是这样的:“在邪恶面前不要让步,应该勇敢无畏地面对它。”(维吉尔语)就算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只要它的结局仍然悬而未决,只要还存在得到一个更好结局的可能,那我们就不要胆怯、犹豫,而应该努力抗争,正如我们只要还看到一小片蓝色的天空,我们就不应对天气感到绝望一样。的确,我们应该这样说:“就算世界倒塌了下来,一片的废墟也不会改变他的脸色。”

别说生命中得到的各样好处,就算是整个生命,也不值得我们为它如此心惊胆战:

所以,他勇敢地生活,英勇地面对命运的打击。——贺拉斯

但是,这有可能变得过犹不及:因为勇气会酿成冒失放肆。

一定程度的腼腆畏惧对于我们在这一世界的生存是必需的,懦弱只是畏惧超出了限度而已。培根对于畏惧所作出的语源学上的解释比保存下来的普卢塔克的论述更进一步,他的表达令人赞叹。他从“潘”——这拟人化的大自然——中引出这一点。

他说:事物的本性使所有的生物都具备了畏惧,这使他们得以躲避灾祸,保存生命。但是,这一本性却不会懂得节制有度,它总是把无用空洞的害怕和那些有益的害怕混合在一起,所有生物(如果我们能够窥见其内心),尤其是人类内心因此都充满了这种大自然所共有的畏惧。另外,这种大自然所共有的畏惧的典型特征就是它并不清晰地意识到生发这种畏惧的根据,它对这些根据是假设甚于认识。的确,万不得已的时候,畏惧本身就成为畏惧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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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谈中兴事件: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2018年4月25日 评论已被关闭

近日中兴通讯公司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由此引发了舆论的热烈争论。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4月22日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吴敬琏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济发展越是到了高的阶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国际环境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随后,吴敬琏提到了中美贸易冲突和中兴通讯事件。他强调,此事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焦点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但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吴敬琏说。

吴敬琏称,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最后,他呼吁,“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Haifu.org转自《公司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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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共存的节日 – 刘慈欣

2018年4月25日 评论已被关闭

1961年4月12日,拜克努尔航天基地。

谢尔盖·科罗廖夫站在被烧黑的发射架旁,虽然火箭升空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导流槽中仍有热浪涌出,给这里的早春带来盛夏的感觉。他抬头看看蓝天,尾迹已经消散,在那看不到的太空中,人类第一名宇航员已经绕地球飞行了大半圈。

“总设计师同志,请接受一个普通人的祝贺!”

科罗廖夫回过头来,看到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中年男人对他伸出手来,从服装看他是基地级别最低的工人。科罗廖夫握了他的手。那人从裤口袋中掏出一个瓶子,又从另一个口袋摸出一个小金属酒杯,“我们得喝一杯,总设计师同志,可我只有一个杯子。”他咬开瓶盖给杯子倒满酒。

科罗廖夫接过那个脏兮兮的杯子,他现在已经疾病缠身,结肠上有肿瘤,不适合喝酒。再说在这个伟大的时刻,他完全可以无视这个人,但科罗廖夫这时可以怠慢官员和将军,却不会无视这个最底层的人,在西伯利亚的那些年,他的身份比这人还低,饿着肚子在矿井里搬石头。

那人拿着瓶子与总设计师碰了一下杯,然后猛灌一口。

“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您能允许我讲个笑话来庆祝吗?”

科罗廖夫也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伏特加像火箭燃料似的把热乎乎的感觉传遍全身。

“您再来点儿。”那人给科罗廖夫的酒杯填满。

“谢谢,你的笑话?”总设计师微笑着问。

“我是一个外星人,您就叫我……G吧,我来地球考察,我的兴趣是地球的重要节日。”

“哦,那你的收获一定不小,只要你调查的范围足够广,地球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节日。”

“我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研究,那些都不是重要节日,事实上,真正的重要节日我一个都没有发现。”

“圣诞节不重要吗?”

“当然不,尤其对布尔什维克而言。”

“那新年呢。”

“也不重要,这颗行星又公转了一圈而已。”

“那你认为的重大节日是什么呢?”科罗廖夫有些心不在焉,他转身向不远处的军用吉普走去,他要回控制中心了,东方号飞船即将开始减速,开始再入过程。

“比如说分裂节。”

“什么?”

“地球上生命细胞的第一次分裂,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几十亿年前吧。”

正要上车的科罗廖夫停下来,扶着车门回头看着G。

“再比如登陆节,就是生命从海洋爬上陆地的那一天;下树节,长臂猿从树上下来的第一天;还有直立节、工具节、取火节等等。”

“但这些节日,我们是无法知道具体日期的。”科罗廖夫说。

“那可以随便定一个,其实圣诞节就是在公元三百多年时由教会随便定的,圣经上根本没有记载耶稣是什么时候生的。”

科罗廖夫要上车,G拉住了他,“总设计师同志,我想说,今天就是人类一个重大的节日,我把它命名为诞生节。”

“谁诞生?”

“人类。”

“人类早就诞生了。”

“哦不,如果您此时处于加加林上尉,哦他好像刚升为少校是吧,的位置,就会发现地球是一个蓝色的子宫,婴儿只有出了子宫才能称为诞生……哦,总设计师同志,很抱歉我的笑话不可笑。”

科罗廖夫再次同G握了一下手:“很有意思的,谢谢你,同志,我以后会每年都庆祝这一节日的。”

“哦不不,”G摇摇头,“今天是否能真正成为诞生节,还要等等看,还要等等看才知道呢,总设计师同志。”

总设计师的车开走后,G大脑中的通讯单元把一条信息发往月球上的中转通讯站,由此发回母星:蓝星纪年1961年4月12日有可能成为诞生节,目前评估可能性为52.69%,持续监测中。

2050年10月5日,北京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人机工程研究中心。

大屏幕上显示:

窝西淫累,窝向西桶鼠入自慰鼠具,山.14一壶酒,虫屎。

我是淫类,我向系桶输入思慰数具,3.14一壶9,虫试。

我是人类,我向系统输入思慰数据,3.141壶9,重试。

我是人类,我向系统输入思维数据,3.14159。

最后一行显示后,实验室里爆发出欢呼声。这些数据是从一个人的大脑直接输入到计算机中,实验者戴着大脑感应头盔,第一实现了人与电脑的直接连接,

在实验楼的大门,G大脑中的通讯单元把一条信息发往月球上的中转通讯站,由此发回母星:蓝星纪年蓝星纪年1961年4月12日疑似诞生节取消,2050年10月5日确定成为重大节日,暂命名:流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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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里的战争 – 王小波

2018年4月24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年轻时,有一回得了病,住进了医院。当时医院里没有大夫,都是工农兵出身的卫生员——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话虽如此说,穿着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么呢。我入院第一天,大夫来查房,看过我的化验单,又拿听诊器把我上下听了一遍,最后还是开口来问:你得了什么病。原来那张化验单他没看懂。其实不用化验单也能看出我的病来:我浑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样的颜色,正在闹黄疸。我告诉他,据我自己的估计,大概是得了肝炎。这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还没听说有乙肝,更没有听说丙肝丁肝和戊肝,只有一种传染性肝炎。据说这一种肝炎中国原来也没有,还是三年困难时吃伊拉克蜜枣吃出来的——叫做蜜枣,其实是椰枣。我虽没吃椰枣,也得了这种病。大夫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给我点维生素吧——我的病就是这么治的。说句实在话,住院对我的病情毫无帮助。但我自己觉得还是住在医院里好些,住在队里会传染别人。

在医院里没有别的消遣,只有看大夫们给人开刀。这一刀总是开向阑尾——应该说他们心里还有点数,知道别的手术做不了。我说看开刀可不是瞎说的,当地经常没有电,有电时电压也极不稳,手术室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两点钟阳光最好,就是那时动手术——全院的病人都在外面看着,互相打赌说几个小时找到阑尾。后来我和学医的朋友说起此事,他们都不信,说阑尾手术还能动几个钟头?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看到的几个手术没有一次在一小时之内找着阑尾的。做手术的都说,人的盲肠太难找——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是部队骡马卫生员出身,参加过给军马的手术,马的盲肠就很大,骡子的盲肠也不小,哪个的盲肠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个子小考虑在内之后,他的盲肠还是太小。闲着没事聊天时,我对他们说:你们对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别给人开刀了。你猜他们怎么说?“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后半句是毛主席语录。人的肠子和战争不是一码事,但这话就没人说了。我觉得有件事情最可恶:每次手术他们都让个生手来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所以阑尾总是找不着。刀口开在什么部位,开多大也完全凭个人的兴趣。但我必须说他们一句好话:虽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还有一些开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这实属难能可贵。

我在医院里遇上一个哥们,他犯了阑尾炎,大夫动员他开刀。我劝他千万别开刀——万一非开不可,就要求让我给他开。虽然我也没学过医,但修好过一个闹钟,还修好了队里一台手摇电话机。就凭这两样,怎么也比医院里这些大夫强。但他还是让别人给开了,主要是因为别人要在战争里学习战争,怎么能不答应。也是他倒霉,打开肚子以后,找了三个小时也没找到阑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肠子都拿了出来,上下一通紧倒。小时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饭铺,卖炒肝、烩肠,清晨时分厨师在门外洗猪大肠,就是这么一种景象。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别人也动手来找,就有点七手八脚。我的哥们被人找得不耐烦,撩开了中间的白布帘子,也去帮着找。最后终于在太阳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来,天也就黑了,要是再迟一步,天黑了看不见,就得开着膛晾一宿。原来我最爱吃猪大肠;自从看过这个手术,再也不想吃了。

时隔近三十年,忽然间我想起了住院看别人手术的事,主要是有感于当时的人浑浑噩噩,简直是在发疯。谁知道呢,也许再过三十年,再看今天的人和事,也会发现有些人也是在发疯。如此看来,我们的理性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质的飞跃——但我怀疑这么理解是不对的。理性可以这样飞越,等于说当初的人根本没有理性。就说三十年前的事吧,那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虽然他说自己在学习战争,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作为杂文的作者,把推论都写了出来,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住医院的事我还没写完呢:我在医院里住着,肝炎一点都不见好,脸色越来越黄;我的哥们动了手术,刀口也总是长不上,人也越来越瘦。后来我们就结伴回北京来看病。我一回来病就好了,我的哥们却进了医院,又开了一次刀。北京的大夫说,上一次虽把阑尾割掉了,但肠子没有缝住,粘到刀口上成了一个瘘,肠子里的东西顺着刀口往外冒,所以刀口老不好。大夫还说,冒到外面还是万分幸运,冒到肚子里面,人就完蛋了。我哥们倒不觉得有什么幸运,他只是说:妈的,怪不得总吃不饱,原来都漏掉了。这位兄弟是个很豪迈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拿自己的内脏给别人学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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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遛鸟 – 汪曾祺

2018年4月19日 评论已被关闭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形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攘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作“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去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作“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意儿”,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咋子叫,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台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洪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喙。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两三元,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还有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喙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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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菜茨菰汤 – 汪曾祺

2018年4月18日 评论已被关闭

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不知是什么道理。是因为雪天买不到青菜?那也不见得。除非大雪三日,卖菜的出不了门,否则他们总还会上市卖菜的。这大概只是一种习惯。一早起来,看见飘雪花了,我这就知道:今天中午是咸菜汤!

咸菜是青菜腌的。我们那里过去不种白菜,偶有卖的,叫做“黄芽菜”,是外地运去的,很名贵。一盘黄芽菜炒肉丝,是上等菜。平常吃的,都是青菜,青菜似油菜,但高大得多。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担的买来,洗净,晾去水汽,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

咸菜汤是咸菜切碎了煮成的。到了下雪的天气,咸菜已经腌得很咸了,而且已经发酸。咸菜汤的颜色是暗绿的。没有吃惯的人,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

咸菜汤里有时加了茨菇片,那就是咸菜茨菇汤。或者叫茨菇咸菜汤,都可以。

我小时候对茨菇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民国二十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菇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茨菇,而且是不去茨菇的嘴子的,真难吃。

我十九岁离乡,辗转漂流,三四十年没有吃到茨菇,并不想。

前好几年,春节后数日,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饭,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两片茨菇,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沈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包括对于茨菇、土豆。

因为久违,我对茨菇有了感情。前几年,北京的菜市场在春节前后有卖茨菇的。我见到,必要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吃。所有的茨菇,都由我一个人“包圆儿”了。

北方人不识茨菇。我买茨菇,总要有人问我:“这是什么?”——“茨菇。”——“茨菇是什么?”这可不好回答。

北京的茨菇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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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手 – 汪曾祺

2018年4月17日 评论已被关闭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妇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则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了产房。过了一会儿(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来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移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呲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口。团长拿出20块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20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手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你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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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女郎 – 村上春树

2018年4月16日 评论已被关闭

二十岁生日那天,她像平常一样在餐厅做服务生。她每个礼拜五都要上班,但如果按照原计划,在那个特别的礼拜五,她会休息一晚上。另一个兼职的女孩答应和她换班,原因显而易见:被愤怒的厨师呵斥着把南瓜丸子和意式炸海鲜一盘盘运送到顾客桌上——这实在不是过二十岁生日的好方法。但另外那个女孩突然感冒加重卧床不起:腹泻不止,体温高达四十度。因此最终她还是赶去上班了。

当那个生病的女孩打电话来道歉时,她发觉自己正在试着安慰她。“不要紧,”她说,“虽然是我二十岁生日,但反正我也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

事实上她也并没有太失望。原因之一是前几天她刚和男友狠狠吵了一架,而生日那天晚上他本来要陪她过的。他们从高中时就好上了。那次争吵起于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出乎意料地越演越烈,直到最后变成了一场漫长而激烈的吼叫比赛——总之,一场糟糕的吵架,糟得足以一劳永逸地毁掉他们的长久关系,她确信。她内心的什么东西变硬了,死了。那次分手后他就没给她打过电话,她也不准备打给他。

她工作的地方是位于东京时髦的六本木区的一家有名的意大利餐厅。它开于六十年代末,虽然菜式很难说得上新潮,但信誉却是有口皆碑。它拥有许多常客,它从未让他们失望过。店堂里总是洋溢着一派宁静、放松的气氛,感觉不到丝毫粗俗。它吸引的对象不是年轻人,而是年长一点的顾客,包括一些著名的演员和作家。

店里有两名一周工作六天的全职服务生。她和另一个兼职的女孩每人轮流工作三天。此外还有一名领班经理,以及坐在收银台的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中年妇女,她显然从餐馆开张时就在那儿了——看上去似乎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坐在同一个位置,活像《小多丽》里某个古老阴森的角色。她只有两项功能:收钱和接电话。她除非迫不得已决不说话,并且老穿着一套同样的黑衣服。她身上有某种冷酷的东西:要是让她在夜间的大海上航行,她很可能会把不巧撞到她的小船掀翻。

那个领班经理大概五十岁不到一点。个高肩宽,他的体型表明他年轻时是名运动爱好者,不过如今多余的赘肉已经开始附上他的下巴和小腹。他那短短硬硬的头发从头顶处变得稀疏,全身散发出一股挥之不去的老单身汉味儿——就像和止咳药片一起放在抽屉里的过期报纸。她有个单身汉舅舅闻起来就是那样。

这位经理总是穿着黑西装,白衬衫和蝴蝶领结——可不是那种揿钮式的,而是真正的领结,用手打的那种。他引以为豪的一点是可以不用看镜子就打出完美的领结。日复一日,他熟练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迎来送往,接待订座,记住那些熟客的名字并向他们微笑致意,对可能发出的任何抱怨都洗耳恭听,提供有关酒类的专业建议,同时监督男女服务生的工作情况。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把晚饭送到店主的房间。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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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滴水泉的路 – 李娟

2018年4月13日 评论已被关闭

最早的时候,通往滴水泉的路只有“乌斯曼小道”。乌斯曼是一百年前那个鼎鼎有名的阿尔泰土匪头子,被称为“哈萨克王”。

而更早的一些时候,在这茫茫戈壁,所有的路都只沿着其边缘远远绕过。那些路断断续续地,虚弱地进行在群山褶皱之中,遥遥连接着阿尔泰的绿洲和南方的草原雪山。没有人能从这片荒原的腹心通过。没有水,没有草,马饥人渴,这是一块死亡之地。唯一知道水源的,只有那些奔跑在沙漠间的鹅喉羚与野马,但它们不能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它们因为深藏着水的气息而生有晶莹深邃的眼睛。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就有滴水泉的传说了吧?那时,只是在牧民之间,寂静而神秘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在戈壁滩最最干渴的腹心地带,在那里的某个角落,深深地掩藏着一眼奇迹般的泉水。水从石头缝里渗出,一滴一滴掉进地面上的水洼中,夜以继日,寒暑不息。那里有着一小片青翠静谧的草地,有几丛茂盛的灌木。水流在草丛间闪烁,沼泽边生满了苔藓。那是一片狭小而坚定的沙漠绿洲——有人声称亲眼目睹过那幕情景。当时他身处迷途,几天几夜滴水未进,已是意识昏茫,濒临死亡。这时,他一脚踩入滴水泉四周潮湿的草丛中,顿时感激得痛哭起来。他在那里痛饮清冽的甘泉,泪流满面。

每一个牧民在荒野深处寻找丢失羊羔的时候,都坚信滴水泉就在附近,也许就在前方那座寻常的沙丘的背面?他四面呼喊,又饥又渴地走过一座又一座沙漠的高地,垫足遥望。野地茫茫,空无一物,但他仍然坚信着滴水泉。

滴水泉如同这片大地上的神明。它的水,一滴一滴从无比高远之处落下,一滴一滴敲打着存在于这里的一切生命痕迹的脉搏,一滴一滴无边无际地渗入苦寂的现实生活与美好纯真的传说。

然而战乱使大地上不再存在安静的角落。滴水泉最终还是从牧民世代口耳相传的秘密中现身了,它的确切位置在戈壁滩平凡的遥远之处被圈点了出来。乌斯曼的烈马走出了一条忽明忽暗的道路,笔直地戳向滴水泉。那些烽火连天、浓烟四起的年月里,他一手持匕首一手握马缰,无数次孤身前往这隐秘的绿洲,补充给养,休养生息。然后北上南下,穿梭战事。滴水泉的隐秘在无形间造成了这个“哈萨克王”的神出鬼没吗?在当时,除了官道以外,居然还有一条路也能使人在荒原上来去自如,这是乌斯曼的传奇,也是滴水泉的传奇。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216国道线和217线,从富蕴县到乌鲁木齐,也没有开通班车。要到乌鲁木齐的话,只能搭乘拉矿石或木材的卡车,沿东北面的群山一带远远绕过戈壁滩,一路上得颠簸好几天。我永远忘不了中途露宿的那些夜晚,那些孤独地停留在空旷雪白的盐碱滩上的破破烂烂的土墙房子旅店,还有旅店上空辉煌灿烂的星空。

一次又一次,我被大人抱下车,被牵着往那里走去,心中涌动着奇异的激动,似乎知道自己从此就要在这个地方永远生活下去了。然而,我的命运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

那条被称为“东线”的漫长道路,只能在夏天通畅。到了冬天,大雪封路,去乌鲁木齐只有走通过滴水泉的那条路。

司机们路过滴水泉,无疑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无论当时天色早晚,都会停下来歇一宿。打水洗漱,升火烧茶泡干粮。等过了滴水泉,剩下的路程将是几天几夜无边无际的荒凉。

后来,有一对夫妻从内地来到新疆,经历种种辗转来到滴水泉,在泉边扎起了帐篷,开了一家简陋的小饭馆。菜蔬粮油全都由过往的司机捎送。这样一个小店对于司机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一般。于是,在往返这片戈壁滩时,总算能过上一天“人过的日子”了。

然而这对夫妻,他们在那样的地方讨生活,不只是辛苦,更多的怕是寂寞吧?常常一连几天,门口的土路上也不会经过一辆车。男的也常常会搭某辆路过的便车离开一段时间。

再后来,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女人跟着一个年轻的司机走了。那个男人也没有等待,不久后也走了。滴水泉又恢复了深沉的寂静。

不知又过去了多长时间,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周折,那个女人和那个司机再次出现在了滴水泉。帐篷又重新支了起来,还挖了地窝子。饭馆重新开张了。泉水边还放养了几只鸡,简陋的餐桌上出现了鸡蛋和鸡肉。

司机们也不用睡狭窄的驾驶室了,新的小饭馆还有住宿的地方,虽然只是地窝子里的一面大通铺。

总会有一些时刻,大家都约定好了似的,突然间会有很多人同时光临滴水泉。那时,饭桌前的板凳都不够用了,吃饭时大家黑压压蹲了一屋子。睡觉的地方更是不够用,女主人把自己的床铺让出来,把饭桌拼起来,还在地上铺塑料布和毡子。满房子横七竖八躺满熟睡的身体。

那一年,从乌鲁木齐到富蕴县的班车也开通了,每星期对发一趟。两人的生意极好,滴水泉从未曾如此热闹过。于是他俩决定把店面扩大。

整个夏天,当车辆改道穿行在东线的群山中时,滴水泉是寂寥无声的。两个人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盖几间新房子。

他们把泉水下的水坑挖成深深的池子,又挖了引水渠一直通向店门口。

泉水很小,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耐心地等待水池一次次蓄满,用这水和泥巴打土坯。晾干后,土墙很快砌了起来。他们又赶着马车,从几百公里外拉来木头,架檩子、搭椽子。在屋顶铺上干草和厚厚的房泥。

就这样累死累活干了一整个夏天,房子起来了,新的饭桌打制好了,新床也添了两个。他们坐下来等待冬天,等待第一辆车辆在门口鸣笛刹车,等待门帘突然被猛地掀开,等待人间的喧哗再一次点燃滴水泉。

但是,他们一直等到现在。

就在他们盖好房子的第二年,新公路在戈壁另一端建成通车了。通往滴水泉的路,被抛弃了。

那些所有的,沿着山缘,沿着戈壁滩起伏不定的地势,沿着春夏寒暑,沿着古老的激情,沿着古老的悲伤,沿着漫漫时光,沿着深沉的畏惧与威严而崎岖蜿蜒至此的道路都被抛弃了。它们空荡荡地敞在荒野之中,饥渴不已。久远年代的车辙印如梦一般遗留在上面,它们比从不曾有人经过的大地还要荒凉。

新的道路如锋利的刀口,笔直地切割在戈壁腹心。走这条路,一两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一切都在上面飞速地经过,不做稍刻的停留。世界的重心沿无可名状也无可厚非的轴心平滑微妙地转移到了另一面的深渊。

滴水泉的故事结束了吗?滴水泉那些一滴一滴仍在远方静静滴落的水珠,还有意义可被赋予吗?再也不需要有那么一条路通向它了吗?再也不需要艰难跋涉和挣扎的生活来换取它的一点点滋润了吗?我们如今所能得到的一切,全都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了吗?

还有两个人,至今仍留在那片小小的绿洲上,仍然还在泉水边日以继夜打土坯,并在等待土坯晾干的时间里,冲着天空仰起年轻的微笑的面孔。只有他们仍然还在无边无际的等待之中,美梦不受丝毫惊扰。当我在这片荒野里走着,不知不觉又走上了通往滴水泉的旧道,野地上,路的痕迹如此清晰,便不由得清楚地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当她和她的情人无处可去、无可容身时,她勇敢地对他说:“我们去滴水泉吧!”她边说边为此流下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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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那不在者 – 梁文道

2018年4月9日 评论已被关闭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恋人絮语》里有一个关于情欲的敏锐观察:“许多歌谣与旋律描述的都是情人的不在。”它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述说情人远去的失落,因离别而起的愁绪,与孤寂守候的难熬。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时常出现的状况,情人总有暂别或者消失的时候?还是情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长久不在、永远隐身的对象?

答案似乎是后者,情人就是那不在身边的人:而且就算他在,也永远消除不了他流离他方的幻觉,与自己被留在原处无法跟随的惆怅。为了解释这么奇特的情况,罗兰·巴特还特别引用了一个古希腊词:pathos,对于那不在者的思念与渴望。

pathos这个词与其他表述爱欲的希腊文共有一种亲缘关系,那就是无法穷尽、永不满足的缺憾。不知何故,意中人不在眼前,我固然日思夜想;即使他在不远处,我却依然难以抑止对他的渴望。何等怪异,却又何等正常,以希腊人的理解,这正是情欲的定义;而那情之所钟的对象,就是你的情人了。

缘此我们又能领会另外一类不可思议的状态了。平常我们老是听说情人影像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的滥调;但是有些人却正好相反,愈是思慕,愈是失落,因为他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意中人的容貌。由于记不起对方的样子,他就愈努力去记。以至于再也分不出,究竟是因为忘记了对方而努力思考,所以成了爱情;还是因为爱情,才遗忘了对方,失却了对象。愈是想得,愈不可得,pathos的终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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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摺我的降落傘的人? – 黑幼龍

2018年4月8日 评论已被关闭
有一位名叫Plumb 少校的美國海軍軍官,是「小鷹號」航空母艦上的戰鬥機飛行員。他在越戰期間曾經出過75 次戰鬥任務。就在第75次攻擊任務中被地面的飛彈擊中。他立即跳傘,落地後立即被越共抓住,關在監牢中。
Plumb 少校在牢裡受盡了虐待,吃盡了苦頭。被釋放出來時,已經是皮包骨,就像集中營梩的人一樣。回到美國後,有一次他帶著太太,開車穿越中西部,傍晚在一個小鎮的旅館登記後,就到旁邊的一家小餐廳吃飯。
剛坐下不久,就有一位陌生人走過來跟他說:「你一定是Plumb少校吧!」
「對呀!你怎麼知道?」Plumb少校覺得不可思議,在這麼一個泠清的小鎮上,怎麼會有人認識他
那個人說:「因為我也在小鷹號航空母艦工作。不過,我只是個在艙底下摺降落傘的小兵。」
那人在臨走前說:「怎麼樣,那天你的降落傘有用啊!」
Plumb 少校心想當然有用,否則傘張不開,他就死掉了。
Plumb 少校回到旅館後,怎麼也睡不著,整晚失眠。他回想自己當年在航空母艦上多神氣。穿著飛行衣,戴著太陽眼鏡,少校軍官的標章閃閃發光。而這個人在燠熱的大艙底下,每天做著這麼單調、無聊的工作。在工作檯上把降落傘打開檢查,再摺回去。而這個人卻救了他一命!只要他馬虎一點點,那根拉繩擺錯了方向,那個按鈕沒按緊,傘就打不開了。
想當年他經過甲板,這個小兵穿著白汗衫,頭戴白帽子,向他敬禮。他真的可能沒多看一眼。因為他是高高在上的戰鬥機飛行員。那人只是個小兵。可是那人卻救了他一命!
Plumb 少校在演講結束時問了大家一個問題:誰摺了你的降落傘?
我們也該問自己,誰是摺我的降落傘的人?
記得嗎?那位Plumb少校飛行員遇到當年在航空母艦上摺他的降落傘的小兵,竟激動得整晚失眠。沒有這位小兵,或這小兵馬馬虎虎,工作不敬業,當天傘就可能打不開,他就摔死掉了。
我們周圍也有很多人在摺我們的降落傘,只是我們與這位少校當年一樣沒在意,或認為那是他們理所當然的工作。
不知你怎麼想。我聽完這篇演講後,思言行為都起了相當大的變化。
從那時起,每次下飛機,我都一定會跟站立機門口的空中小姐點個頭,說聲謝謝、或再見。這位空中小姐不只是馬不停蹄的工作了好多小時,現在還滿面笑容的在那裡鞠躬,說謝謝、慢走。大部份旅客頭也不回的火速走出機門。但我想即使只有一、二人跟她回應一下,她都會覺得很溫馨。
空中小姐就是摺我們降落傘的人!
想想看要是她不盡責、不細心,可能會有那些嚴重後果。EQ這本書的作者高曼博士稱,客機上的工作人員都合作無間,重大災難會減少四分之三。
我現在經過家門口,一定要把車窗搖下,跟管理員打個招呼,他就是摺我們降落傘的人,他一粗心大意,整棟大樓的安全就有問題了。他的嚴謹,一定讓火災、小偷事件大為降低。
我現在要比以前更關心我的同事,更諒解他們的工作壓力。同事們也因為受到尊重而更投入、更主動、心情較愉快,生產力也因而大為提高,好多不該他或他們部門做的事,他會主動去做。
同事最是摺我們降落傘的人!
想想任何一部門的人才馬虎了,不盡責,推諉,長期下來會如何?為什麼老闆、總經理到今天還是會以為只要提高薪資福利,同事就會全心投入?想想我們自己的感受好了。多少次我們通霄加班,多少次我們周末來工作,不但沒有抱怨,還覺得很爽。為什麼?
因為主管樂意聽我說話,因為老闆真誠的關心我的家人;因為總經理在信裡說他是多麼賞識我、感謝我!衷心讓我覺得很重要!
最後是家人。當我們遭受挫折,打擊的時候,一直支持我們,相信我們的是家人,是誰常把我們從低潮中拉起來的?每次要看病的時候,陪同我們去醫院的是誰?住院的時候每天給我們送飯,甚至睡在旁邊小沙發上的是誰?家人!
今天見到他們,再也不要因太累、心情不好而懶得與他們互動,因為他們是摺我們的降落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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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降临 – 周云蓬

2018年4月8日 评论已被关闭

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

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退化成了两个白点。

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

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某些遥远的地方,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四川有个县叫“白玉”,西藏昌都有个地方叫“也要走”,新疆的“叶尔羌”,湖南的“苍梧”,这些地名撼人心魄,有神态、有灵魂,在天之涯、海之角。那里有隐秘的故事,殷勤地招呼我过去听。

但人生苦短,我大概没有时间听所有的故事,如果今生无缘,那就隔着山山水水握一握手。

走在街上,想唱上一句,恰巧旁边的人唱出了那句歌。

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抓住了两颗互不相识的心?

音乐是游荡在我们头上的幽灵,它抓住谁,谁就发了疯似的想唱歌,可我怎么才能被它永远抓在手里?

我走遍大地或是长久地蜗居一处,白日纵酒黑夜诵经,我呼喊音乐,希望它把我从现实生活中拔出来,但常常落空我只有埋头于生活里,专注地走一步看一步。

音乐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

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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